导航菜单
《最有影响力的书》_1
 
[!--jjbt--]
本册书是免费书籍 2020-06-30

《最有影响力的书》

------------

◎编者简介

------------

  ◎编者简介

  2003年随《新京报》创办而诞生。两年来采访了上百名海内外作家、学者,推荐了数千种新书,以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评价标准和严肃而有趣的阅读主张,向读者展示了开阔的阅读视野、丰富的阅读资讯和专业的评论态度。

------------

◎内容简介

------------

  ◎内容简介

  本书为《书评周刊》100期内容精选,包括两年来内地重量级作家访问以及争议性作品的书评、难能一见的海外作家访谈和重量级海外作品的评论文章等,同时还有100周特色鲜明的“《新京报》内地图书排行榜”。通过这份大众阅读的“晴雨表”,读者可以清晰看见两年来出版的不同流变以及阅读趣味的微小变化。

------------

◎撰稿作者

------------

  ◎撰稿作者

  李多钰王小山萧三郎绿茶涂志刚术术文琼张弘 甘丹杨彬彬周文翰 张璐诗刘晋锋陈远曹雪萍邓玲玲金秋牛文怡冠冠阿乙潘采夫YOYO李健亚杜松子林扶叠焦艳阮一峰平川兰守亭郑敏黄昱宁王小莉唐妮冯唐周成林Kidy高兴林少华金龙格刘晓艳钱之瑜明珠王春晖曾昭逸刘建张晓波庄秋水颜回乐韩福东冯俊杰李敬泽李劳姚媛潘小松卡尔文吴慧简洁萧武苏七七肖锋许晖

------------

◎相关阅读

------------

  ◎相关阅读

  那些已经塑造文明的名著和那些曾经震撼世界的巨人,需要一再重温、巩固;

  那些正在叙述当下世界、建筑现代思想、贡献新价值、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文本、观念和和作者,也需要不断寻找、亲近。

  我们阅读千年来、百年来的经典,也阅读十年来的新作,以此更新思想,以此与时代交流。

  一家有影响力的报刊以开阔的阅读视野、丰富的阅读资讯和专业的评论态度,向读者呈现这个时代的阅读视界中值得阅读的书、值得认识的人和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

  罗伯·格里耶、莫迪洛、裘小龙、斯蒂格利茨、谷川俊太郎、史景迁、何柄棣、麦卡勒斯、昆德拉、程抱一、束星北、黄万里、朱德庸、欧阳应霁、村上春树……桑塔格作品、《达·芬奇密码》、《非常道》、《长河孤旅》、《光荣与梦想》、《往事并不如烟》……

------------

编者的话

------------

  编者的话《最有影响力的书》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报纸创办之初,它的设计者就构架了一份16个版的《书评周刊》。在创刊号上,我们阐述了自己的基本目标:开阔的阅读视野、丰富的阅读资讯和专业的评论态度。我们负责将典雅的文字与优美的书,将经济的文字与实用的书,将思想的文字与深刻的书一起推荐给读者,这个目标至今不变。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它同时又汇聚在中国历史与西方现代的两大传统之下。海外《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等成功报刊的经验已成国人共识,国内《读书》、《书城》、《万象》等众多读书类媒体的传统也为我们积累了可资参照的样本。

  重新翻阅100期《书评周刊》,我依旧感觉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成就感。100周的短暂历史,我们创造了书评的报道模式,制作出了特色鲜明的《新京报》内地图书排行榜。我们采访过的众多海内外作家,罗伯-格里耶、莫迪洛、裘小龙、斯蒂格利茨、谷川俊太郎、朱德庸、欧阳应霁、余华,他们有的风采依旧,有的却已激情不再。我们推荐阅读的桑塔格作品、《达·芬奇密码》、村上春树、麦卡勒斯、昆德拉、林达、《长河孤旅》、《光荣与梦想》等图书,有的早已默默无闻,有的却依然让人记忆深刻。

  《书评周刊》的评论气质是严肃而有趣的。我们深知图书评论与文艺批评是一种艺术。就像海明威给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写信所说:“我目前认为,美国批评界中,只有您的意见我才尊重。”我们希望《书评周刊》给艾德蒙·威尔逊这样的批评家以宽阔的批评空间,并希望能培养出自己的艾德蒙·威尔逊。

  100期书评周刊,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不想落入任何一种期待之中”。两年来,出版大潮波涛汹涌,阅读趣味千变万化,人们可能早已把很多书评遗忘得一干二净,但对其中不少创新性的报道与批评却记忆犹新。100期《书评周刊》出版之际,我们编辑出版这本精选集,既是一种总结,也是一种鞭策。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内地篇,分别是两年来重量级作家访问以及争议性作品的书评;第二部分为海外篇,有难能一见的海外作家访谈,也有重量级海外作品的评论文章;第三部分《新京报》推荐篇,我们的选择集中体现了《书评周刊》的立场和价值标准。第四部分是100周的内地图书排行榜,通过这份大众阅读的“晴雨表”,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两年来出版的不同流变以及阅读趣味的微小变化。可以预见的是,今后我们将每年出版一本《新京报·书评周刊》精选集。

  值此精选集推出之际,感谢顾问团队及众多书评人对图书品质的苛求,以及对智力享受的追求;也要感谢报社才华横溢的编辑,他们对出版圈的熟悉以及对图书的热爱保证了我们的编辑水准;感谢激情四射的记者的报道热情,他们与不同领域的专家、作家和学者的对话拓宽了我们的阅读眼界,让我们接触到了时代的鲜活思想。

------------

目录

------------

  目录《最有影响力的书》

  ·内地篇

  在彼得堡的白夜读书..........3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5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7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8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10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12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15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16

  当诺曼底“失身”唐师曾..........19

  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20

  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25

  一个牙科医生的秘密生活..........27

  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29

  束星北:一位天才的陨落..........31

  楼庆西:发现乡土建筑之美..........33

  爱生活,爱行路,爱河童..........36

  海岩的伪“煽”..........37

  一场梦的出口转内销..........38

  周而复:刀割自己方觉痛..........40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42

  李岚清新书助力经典音乐普及..........43

  昆德拉:以中欧为写作语境..........49

  流亡者冷漠回归..........51

  对米兰·昆德拉的强暴..........52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54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57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58

  《岁月与性情》:一本乏味的流水账..........60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61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63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64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65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67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68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70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71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72

  《政法笔记》:从来如此的,便对吗?..........74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76

  再见,六十年代!..........78

  25年后重温《光荣与梦想》..........80

  阎连科:我看到的只有苦难..........81

  ·海外篇

  一个政治老手的自白..........87

  乏味然而得体的絮叨..........89

  桑塔格:检阅异域作家群星..........90

  25年后,李文烈重修旧作..........92

  布尔斯廷:上帝赐给美国的礼物..........93

  《达·芬奇密码》挑战西方社会..........95

  绝版伍尔夫散文:一个伦敦人的肖像..........97

  到美国去,遇见德里达..........99

  回忆爱丁堡图书节..........100

  鲍勃·迪伦传记:别样记忆..........102

  讲述真相的《纽约客》漫画..........103

  陈冠中:香港那一代中的“他”..........105

  欧阳应霁:忙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108

  谢立文:另类卡通,普通人生..........110

  香港的二楼和地下室书店..........112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114

  山中读董..........115

  朱德庸:我偷窥别人,读者偷窥自己..........116

  郝明义:出版“雕刻家”和“化妆师”..........119

  贡布罗维奇:一位迟到的作家..........122

  林少华:我逛东京书市..........125

  格里耶:我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127

  克洛岱尔:文学的作用还很重要..........128

  程抱一:中法文化的摆渡人..........131

  “七星文丛”有请亨利·詹姆斯..........132

  奇幻作家梦枕貘谈写作及其他..........134

  在日本神田书店街寻书..........136

  刘黎儿:把握流行邂逅日本..........138

  谷川俊太郎:我有一颗诗的心..........141

  小小“企鹅”,七十岁了..........144

  村上春树: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坛叛逆..........147

  哈乐黛:人生“都他妈是我的事”..........149

  中国将是全球庆典重要活动中心..........150

  斯蒂格利茨:向中国展示我思想的全貌..........151

  追求完美的斯蒂格利茨..........155

  裘小龙:我的读者在中国,也在西方..........156

  警惕裘小龙式的经纪文人..........160

  寻找统一的“欧洲文化”..........162

  与莫里森和索因卡面对面..........165

  马尔克斯捧出《风流往事》..........167

  莫迪洛:幽默是恐惧里的温柔..........168

  艾柯新书深陷回忆..........171

  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市场..........173

  中国:如饥似渴的阅读大国..........174

------------

在彼得堡的白夜读书《文学讲稿》

------------

  正文《最有影响力的书》(内地篇)

  在彼得堡的白夜读书

  《文学讲稿》

  □书评人张晓波

  彼得堡的白夜寒冷而又漫长。静静地坐在炉火边,听父母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法语大声朗读一个又一个异国故事,或是狄更斯的流浪汉的艰辛与奇迹,或是简·奥斯丁小姐关于英格兰乡间的庄园生活绘声绘色的描绘,或是大仲马笔下的骑士关于爱情与决斗的浪漫故事,对于一位俄国贵族的公子来说,诚然是一种乐趣。这是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描绘过的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宁静、温馨而又死气沉沉,甚至不无一丝严冬的狞厉,生活就像一段被无故抛到路边的木头,等待着的只是慢慢地腐烂。

  纳博科夫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便有这种纯属沙皇时代俄罗斯贵族公子的乐趣,这很好地培养了纳博科夫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博学的纳博科夫承认,“在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他五年当中都读得多”。然而,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橱窗外,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彼得堡的上空徘徊。白俄、贵族公子哥、立宪自由派、前苏联的死敌,这些评价,对于成了美籍小说家的纳博科夫,都中肯。只不过,我以为评价这位作家的时候,一个更中肯的形象则是“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调与写作方式,缓慢、安静却不时带些固执的“偏见”。这本被誉为具有优美的散文风格的《文学讲稿》,或许是比较典型的纳博科夫式的作品。

  在众多关于纳博科夫作品的评论中,有一种意见我认为是最中肯的,“反俄罗斯小说传统的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带有浓重的“非道德、非社会”倾向,这些意见,在阅读了《洛丽塔》之后,似乎已无须赘述。所谓俄罗斯小说传统,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便蕴涵浓重的社会化、道德化倾向。而纳博科夫的看法则与其生长其中的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背道而驰。在《文学讲稿》的开篇,纳博科夫就强调,优秀小说家必须具备三重身份:一、讲故事的人——他提供娱乐,“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兴奋,是感情上介入的兴致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游”。二、教育家——“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识、简单的事实”。三、魔术师——这才是领略其天才的神妙魅力之处,表面故事只是为训诫与施展魔力而设置的娱乐陷阱。讨论狄更斯的一章中,纳博科夫明言,“面对文学作品,去研究它的社会学效应,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主要是应某些人而生的,也不得不如此。这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关系,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

  在纳博科夫看来,简·奥斯丁小姐、狄更斯、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就是这些施展“魔法”的“魔术师”。

  “我从来不认为作家的职业是改良他的国家的道德,和站在街头演戏台的高度指出高尚的理想,以及靠匆匆写就二流作品来提供第一级的帮助。作家的说教很危险,和印刷拙劣的低级浪漫传奇差不多,而那些被评论家称为力作的,一般不过是一堆胡编乱造的陈词滥调,或是拥挤不堪的海滩上一座沙制的城堡,没有什么比看到它泥淖的壕沟在度假人离散而去,在冰冷、静如鼠的海浪小口小口吞食孤寂的沙滩时毁坏消失更令人悲哀的了”,这类看法与判断,在本书中不胜枚举。不错,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欧洲文学大师课”上的发言,这是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欧美的“新批评”暗合的文学趣味,冷漠化、反趣味、反道德化,不过,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这是一位来自“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白俄作家的“反俄罗斯小说传统”的言论。

  1991年,《文学讲稿》曾由三联书店出版,印量仅为一千册。对于久闻《文学讲稿》大名而不得睹其真颜的读者来说,对这本书应该是期待已久。不过,对于一名性情急躁并希望早日见到水落石出的读者来说,阅读《文学讲稿》并非一件快意的事情,甚至会对纳博科夫的名声大失所望。毕竟,大多数的读者并非生活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能有足够的耐心去听一名性情缓慢的文学教师复述一个又一个进展缓慢的文学史上的老生常谈,并且带着自己的“偏见”慢慢告诉你如何去阅读一本本经典小说。当然,《文学讲稿》自然有她的忠诚读者,是属于真正的文学爱好者,能沉醉进语言的畅快与甜蜜之中,无论是对纳博科夫的“偏见”还是“真知灼见”,都见猎心喜,或能激发起一番与前人的辩论。纳博科夫是一名严谨至极的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之时,运思选材,遣词造句,都尽可能地使其能稳妥地支撑其观点。与这样的作者对话,或许更是文学上的缘分。不过,更主要的,或许还是纳博科夫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那些“偏见”。

------------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对历史进行“火力”侦察,他在乱坟岗里扒出了一段人生

  □书评人庄秋水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古中国文明,毕业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他转益多师,跟随美国当代汉学的巨擘费正清教授学到了不少东西。史景迁是幸运的,他的导师在教他汉学以及中国文化时也让他领略了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迷人的魅力,培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挚情。从老师莱特教授夫妇那儿,他了解到了在教科书上远读不到的中国——那不仅是神秘的、雾霭重重的中国,也是悲怆的、灾难深重的中国。

  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这宏观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还是一位十分杰出、流行的作家型学者,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大量著作,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居功至伟。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一个小小学馆里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被卷入这弥天大案之中,此案最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书先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阅读曾静案的整个侦察过程,我们很容易联想起2003年某个非典源的追查过程。史景迁确信:某次和来自省城的陌生人的谈天,某次和邻人的唠嗑,某次途中的被流放边陲的犯人们之间的闲聊,甚至是添油加醋欺瞒吹牛的大话,都在若干年后被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力的官吏们,从久逝的往事和深埋的记忆里拽了出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翻然悔悟,深刻地自我批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那么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十七世纪中国山东郯城乡下夫人王氏的死亡,经过史景迁的侦察,她的一生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从乱坟岗里扒出的一段人生,格外地珍贵而且壮丽。

------------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我的爱情——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

  作者:[英]安德鲁·莫顿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

  □书评人颜回乐

  莱温斯基的口述自传最先露脸是在盗版的小车上,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脸,很纤瘦,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一张脸,连书名也没看仔细。正版拿到手,书名居然叫《我的爱情》,不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反击”,不是“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居然是“我的爱情”,周围人都哑然:她和谁的爱情?和克林顿?他们之间有爱情吗?其实这些都是中文版翻译加入的颜色,英文名字很朴实,就叫Monica誷Story,而作者是曾经给戴安娜立过传的英国作家安德鲁·莫顿,看来还是挺有来头的一本书。

  扉页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书读完了,感觉好像并非如此,在事件演化到后来这种情形以后再来说“爱、背叛与迷恋”,广告语无疑带着些东方色彩缠绵的纯洁,而书中的那个莱温斯基则就只是西方人单纯的简单了,两者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我们总热衷于为暧昧事件中千丝万缕的情愫理个头绪,臆想着她与他的恋与爱,而对于他们,事件的结果即是事件的意义。

  后来莱温斯基回忆起与克林顿的第一次偷情,只是简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一个人一般要靠另一个人,而我的救生圈不过是总统。”她只是想借此忘记当时正在给她伤害的另一个已婚男人,却不小心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里。

  6年过去,当年的女孩早已经长成女人,6年前的那场风波让她平添了无数知名度,也让她在6年内令众多男士望而却步,浅尝辄止,并转而踏上了与当年白宫实习生截然不同的道路。书中有两张照片让我颇有感触,一张摄于莱女两岁时,憨淳的笑容,毫无心机地看着这个世界,据说这也是总统先生最称赞的一张照片;一张摄于克莱两人初识之际,两人礼貌地握着手,却有一种张力在交汇的眼神中无限蔓延开去……莱温斯基在书中仍然说着爱过这个男人,如今再单纯地说“爱情”这两个字似乎变得那么可疑,但一直以来,爱又似乎总比性显得更高尚那么一点。

  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提及莱温斯基,只是说:“我和莱温斯基间发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为此感到羞愧,却不希望被曝光。”

------------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甘丹

  人就要讲社会责任感

  记者:很多报道都说过你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艾滋病人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

  高耀洁:对这个病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了解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有这么多都是靠血液传播的。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艾滋病人是一个妇女,送进医院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一追查,她就是做子宫瘤手术输血传染上的。于是我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在我们这里得艾滋病的人多是血液感染。于是我开始印资料,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而且也一直强调,在农村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源。

  记者:我曾听你说过你在退休以后,一直是在做妇女保健知识和防止性骚扰的讲座和咨询,1996年后又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是什么促使你去无偿做这些事情?

  高耀洁:是社会责任感。有人老是笑我,说我又忧国忧民了。他们像在说笑话,可是我却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说人就应该有责任感,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也不是非得你来讲责任感,你已经70多岁了,一般的老人都会选择安享晚年。

  高耀洁: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个外祖父,他是个翰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爸爸就在我出生后把我抱给了我的大娘,这个影响我的外祖父就是我大娘的爸爸。我对这个外祖父比对我亲生的外祖父还要尊敬和喜欢。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女孩能读书识字,可是我这个外祖父却教我读了《四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背出《四书》里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常常跟我说要对人好,他也老是去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仁者爱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最早让我看到了有责任感的人,我很敬佩他。

  记者:就是你外祖父的影响让你坚持了十年去从事防治艾滋病?

  高耀洁: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一些非人的生存方式,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曾经自杀过三次,为此,我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1966年8月24日,被游街后我第三次自杀。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看着我,在旁边哭啊,喊啊:“妈啊,妈啊。”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死,我要站起来,为了我的孩子,还要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实话。那次的经历让我开始发生了转折。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我那时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看病。(笑)防治艾滋病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我曾经也是弱势群体。

  关注艾滋孤儿再打“黑洞”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书?

  高耀洁:我前不久刚写完了的《艾滋泪》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叫《艾滋殇》,是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写的,写的是地方上的艾滋病病情现状。在这本书里,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现在农村的艾滋病疫情写了出来。这本书也马上快完成了,基本上在最后的修订阶段。另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我的十年防艾路》,它是以日记的形式来写的,我希望在2006年4月份,我防治艾滋病十年的时候出版这本书。

  记者:那我们再谈谈你防治艾滋病这十年,你刚才说你最早开始防艾是1996年?

  高耀洁:那个时候就是印小册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印完了以后到处拿去发给别人,我还去歌舞厅发过呢,结果被人赶出来,有意思吧。最开始主要就是宣传知识。

  记者:你一直特别关注艾滋孤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

  高耀洁:2001年,我下到农村去,发现了这些艾滋孤儿,他们受歧视,遭人打,特别可怜。而且他们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心理问题,有些孤儿说要杀人,或者就是结拜兄弟,别人欺负他们,就一起上去打架。这些到最后都会成为社会问题,可怕得很。

  记者:除了艾滋孤儿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主要关注打艾滋“黑洞”?

  高耀洁:是啊,还要打啊。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打黑血站了。

  记者:去年8月,我去你家的时候还没有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呢。

  高耀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黑血站。我是10月才知道的,给我惊讶得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么没良心的事情。

  11月我就找了两个小伙子帮我去调查了情况。发现了三个地方,还拍下了照片,有张照片里是农民排着队去卖血,简直就是“前呼后拥进鬼门关”。还有很多地方,我都知道有这种黑血站,但是我还没有拍到,还没有证据,所以我还不能说。只要我有证据了,调查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些都打了,公布了。

  我现在用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房间失火了,你光去搬东西,不去救火,有什么意思?

  不把卖血问题解决,怎么能控制病情的传播?

  记者:听说调查这些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怕?

  高耀洁:怕什么?我反正都这么大年纪了,能活多久啊。而且我这些年得罪的人可多了,我能怕得过来吗?有句话你听说过吗?——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年龄是不是也是你面临的困难?

  高耀洁:就是这样我才有危机感紧迫感,我说我现在是在做身后事了。我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不再传播了。

------------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书评人韩福东

  人们喜欢将高耀洁称做“中国的德兰修女”,这个年过70的小脚老太太,因为一场被称为“国难”的疾病而成为良知的符号。当德兰修女于1997年在其创立的“仁爱会”总部逝世时,高耀洁正在河南艾滋村内流泪。

  2003年夏天,我在河南郑州采访高耀洁的时候,情况仍然不妙,你能感觉到这个矢志掀开被覆盖的“泰坦尼克之灾”的民间人士的尴尬处境,在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敬意和国际声望之同时,她的子女和当地政府机关一样疏远她。

  作为河南最具新闻价值的人物之一,她从不入“河南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的法眼,只在一些针对艾滋病患者所展开的行动中,她才会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礼遇”。虽然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一直处于“脱榫”状态,但高耀洁在当地受重视的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

  相当长的时段内,高耀洁像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印发宣传资料,得罪了游医,她还被告上了法庭。但在其编著的新书《一万封信》中,各地群众写来的万余封信件,表征出人们对这位坚毅老人的信赖、支持,还有尊敬。信中所展示的真实,也永远具有让人颤栗的力量。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德兰修女这样说。

  从中我看到了高耀洁老太太的影子。

  高耀洁一直是中国防艾事业的一面民间“旗帜”。在防艾救民这一道路上,她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桂希恩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下情上达”途径,冀望于高层的反馈以救民苦于倒悬。而高耀洁则选择现代的信息公开手段,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在最终的目的地上,她和桂希恩没有根本分别——因为谁都知道,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央政府高层开始针对艾滋病疫情发言,并频繁发出动作。这一年的年底,在郑州的一家饭店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约见了高耀洁,吴仪说:“你的工作是对的,我看过两遍中央台‘面对面’对你的报道,你可以随意谈。”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可以看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卫生防疫的最高指挥向立足草根的防艾人士问道,它象征着官方与民间一种共识的趋于达成。

  不约而同,国内很多媒体将高耀洁选为2003年年度人物。这个被央视评选为“2003感动中国”的老人,因为面对疫情没有选择沉默,而成为传媒人心中的偶像。

  时代需要高耀洁,但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从《一万封信》中,我们也能读出,面对艾滋病大面积扩散这种“泰坦尼克之灾”时,作为个体民间人士如高耀洁者的无力。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1)

------------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

  □记者张弘

  梁小民,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能逮着耗子的猫就是好猫

  记者: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内涵是什么?

  梁小民:我应该这样说一个原则,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模式。所谓有规律就是说它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是必须遵守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具体仿效的模式。这个规律怎么用,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呢?也就是说,遵循的还是世界共同的一些经济规律,但是做的时候要从我们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同的地方还要从不同的实际)出发。

  比如,激励机制是一种共同规律,资方尊重员工的经济利益,从企业内部对不同员工的利益进行协调。国外对于高层管理人员运用的是期权,美国70%的企业都采取的是股票期权制度,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90%以上都是股票期权。这种措施为什么很见效呢?应该说它有它的条件。一个条件是由于它的股市比较完善和市场化,股票价格的变动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企业赢利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是完全独立的,企业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努力。我们从《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可以看到,郭士纳确实为IBM的复兴付出了很多精力,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股市不能反映企业的赢利情况,尤其是一些赢利状况好的国企,大概和高管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政府给予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和行政性垄断地位是相关的。这种情况下,给它股票期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激励措施就改为年薪制等等。

  所谓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就是遵循经济规律,从中国的国情和现期的特点,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再好的规律也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式管理不仅与外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企业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在差距上就不宜拉得过大,因为它是过去的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但是民营企业就可以拉得大一点,一个人在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身价就不一样。所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中去。如果把这句话运用到企业管理上,也很合适。

  记者:这也就是说,运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联想找到了它自己的管理模式,别的企业可能就不适用了。那么,可否理解为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梁小民:可以这样说。

  管理也可以用“猫论”来评价,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有效果就是好的,而且,有效果的方法随着情况变化要不断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管理都不一样,只要企业做好了,就都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的背后,都遵循了一些很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各国并不一样。

  没有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

  记者:台湾的一些管理专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资源,那么你认为在企业管理中,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小民:刚才我已经说到企业管理要顾及到当前的现实以及历史传统,文化就属于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企业文化在西方和中国都很受重视。包括西南航空、沃尔玛等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说,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一些传统必须抛弃,比如人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这一点体现在企业里,很多企业家都是采用人治的方法。人治的特点是,这个人正确,企业就兴旺发达;这个人犯错误,企业就倒霉。这样的话,企业就要受人的影响了。而企业管理就是要从人治转向法治,也就是说,决策和管理都要制度化,个人的作用必须在这个框架里发挥,不能越过这个框架。像这样的传统,今天就必须抛弃。

  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中不一定非要强调儒教、道教和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企业来说可能是宝贵的,比如说诚信。儒家讲“民无信而不立”,实际上道家也讲诚信。诚信这个传统现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比如,晋商就是以诚信为本的。

  梁小民:晋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就是诚信。你想,晋商做票号的时候,人家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给了你,换回一个纸条,如果你不诚信,谁给你真金白银?晋商的诚信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但又不是光有这个文化就能实现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必须由制度来保证,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文化。

  保证晋商诚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二个就是企业的制度。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当时在山西这个地方,一个人没有其他的职业好选择。你考科举,不一定能考上;你种地,肯定富不起来,而且你要当地主才行。所以,能在票号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票号把你开除,你就没地方好去,这种环境就逼着你必须诚信。此外,晋商为了保证诚信,它制定了很多制度。比如在激励方面,开给你的钱比较多,让你觉得,诚信得到了报偿。

  晋商还有一条,你到外地的分号工作,不许带家眷,也不许在当地娶小老婆,而且不允许去风月场所。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诚信。不许带家眷,实际上是把你的家眷作为人质了。不许你在外地成家,是防止你在外地成家以后不讲诚信,为了养小老婆而贪污。

  

------------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2)

------------

  所以,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能不能起作用取决于制度。没有制度,文化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不可能仅仅凭文化就能起作用。我主张,要重视各种文化传统,但不能把文化的作用扩大化。没有一套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多贪官外逃?不能说我们的文化不好,银行里面的思想工作做得还是很周到的,这些干部也受到过一些教育。关键问题在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记者:制度经济学近年来很热门,它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有什么意义?

  梁小民:制度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来说有意义,对管理学来说也很重要。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制度来决定人的行为,也是制度决定一个企业的效率和好坏。刚才我们说到了人治,企业做大以后,一定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所谓法治,就是说一个企业不是靠能人在管理,而是靠一套有效的制度在管理,这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问题。比如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需要建立董事会,让董事会发挥决策的作用。这种董事会决策就不是个人决策,属于制度决策。如何建立董事会,董事会管哪些事,董事会怎么决策,这些就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仅国企需要建立董事会,民营企业也需要建立董事会。

  从德隆的个案可以看出,这个企业成也唐万新,败也唐万新。这个企业完全没有一套制度,基本都是唐万兴说了算。结果他决策错误,企业就失败了。德隆那么大一个集团,也有董事会,但仅仅在它不行的时候开过一次会议,商量怎么办,这不是很可笑吗?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紧要的是进行制度建设。说到它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很多企业的失败不是没有照顾到中国特色,而是没有遵循共同规律。他们的错误都发生在个人决策而不是制度化决策。

  中国特色就是把这些共同规律运用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再扩大这个模式和特点,仅仅强调自己的这个特色而不去改造,仅仅强调这个传统而不去抛弃其中错误的东西,就会走上邪路。中国特色不是要适应落后环境,而是要改变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反而会否定共同规律。你不能说咱们中国就是人治,所以制度这一套对我们没用。这就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保留中国的劣势了。

  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

  记者:华人企业中家族制都很普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梁小民:家族企业不仅在华人企业中很普遍,国外也有不少,像美国的福特公司、惠普等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家族企业与外国的家族企业有三点不同:

  第一,中国的家族企业是完全由这一家所掌握的企业,这个企业就是家族的财产,比如希望集团就是刘家兄弟的财产,德隆就是唐氏兄弟的财产。

  而国外的家族企业是指两代人在一个企业控股,它是上市的,股权也是多元化,一个家族在里面只是相对控股,但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比如,当年惠普和康柏合并,惠普的董事长(也就是家族代表)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董事会通过了,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家族财产和家族相对控股大不一样。

  第二,中国的家族企业属于家族式管理,里面重要的工作岗位都是家族成员担任,亲情代替了企业制度,靠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有的企业董事会就是家庭会。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相对控股者(家族)并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像福特公司,好几任总经理并不是福特家族的人。最近,福特的重孙子担任了福特的CEO,但是,他凭的不是福特家族的基因,他是在竞争中凭能耐上来的。

  第三,家族企业接班问题上区别很大。西方的家族企业是不断改变的,两代你可能控股了,过两代,可能就是别人控股了。即使是家族控股,也不是你来经营。谁接班也不是你来决定,还必须选能者。像IBM的老板是老沃森和小沃森,而经营者却是请的别人。而中国的家族企业特别讲究我的企业一定要我儿子接班,就像皇帝的帝位代代相传一样。

  有的企业因此就出了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把企业交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又确实缺乏经营管理才能。因此,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继承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可以让儿子继承财产,但不能让他继承经营管理,经营管理还是要唯贤任用。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成一个普通的社会企业,按照规章、法则运行。

  

------------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报告政府》

  作者:韩少功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

  定价:23.00元

  □书评人萧三郎

  我喜欢主政《天涯》杂志时代的韩少功,这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不过,现在的《天涯》杂志也不怎么样。韩少功几年前出版的《暗示》一书我很是不喜欢,到最新的小说集《报告政府》,犹是如此。

  我丝毫不否认韩少功作品的可读性,《报告政府》也确实是可读的小说。“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通过囚犯“我”的眼睛,他写就了我们人人知晓但却从未真实窥见的一个监狱世界:这个世界和外面世界规则一样,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有着冰冷的规则和温暖的人性。

  他还塑造了这个边缘世界里的群像,比如9号仓的牢头霸主黎国强,以及智慧的“瘸子”,还有作为大学生的“我”自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牢霸就是你的童年伙伴,智慧的“瘸子”就是你的中学同学,而那个“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韩少功有着写小说的长久历练,对人物的描写以及精心刻画,对小说节奏和叙述语言的掌握,都不在话下。但好的小说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好的小说需要虚构,要虚构得跟真实一样。在读《报告政府》的同时我在读杨显惠的旧小说《夹边沟记事》,里面写1957年右派的故事,真实得让人无法相信,你会以为是大大的虚构。

  真实与虚构是一个重大命题,需要在小说理论中占据重要章节来阐述。其实我想说的是,诸如《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点报道过的监狱女犯人怀孕事件,韩少功一定有所知晓。不是说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吗?小说《报告政府》题材的选择以及细节之描述多少有对此种题材反映过晚的嫌疑。

  《报告政府》刊发在2005年《当代》杂志第4期,与它同时刊登的还有中篇小说《未完成的夏天》。对照而言,前者写监狱中的人性故事,后者写禁欲时代的“偷窥故事”,都是现实主义题材,难道现在又流行起现实主义题材了吗?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又成风潮,评论家对此多有置喙。一种好的说辞是,作家们正在深入民间,潜入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当中,与他们血肉相连。不好听的说辞是,今天的作家正在制造一种写作边缘群体的新“写作景观”,此种写作很容易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可以消费作家的同情心,最后达到兜售人民群众廉价道德情怀的效果。

  我没有说韩少功就是这种边缘写作的参与者,也没有说“边缘写作”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但是,说句实话,联系到韩少功先生的写作经历,我以为韩少功就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老牌“追风少年”。他喜欢有什么时髦就写什么作品,而他写作的老资历可以保证其切入任何题材都保持优美的身段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对今天的海南省文坛官员来说,这么说未免刻薄,但何尝不是真话?

------------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麦卡勒斯作品整体出版,文学青年集体拾取遗失的阅读记忆

  □记者曹雪萍

  “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在头上,天空亮得像玻璃。”这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反复跳跃的句子。1967年8月的下午,她因脑部大出血,昏迷45天,饱受病痛折磨的她再也没有醒来,20世纪的美国失去了这位孤独的猎手。那一年,卡森·麦卡勒斯年仅50岁。

  1979年8月的下午,正读高中的苏童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从中他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

  2005年8月的下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麦卡勒斯系列,等待了多年的内地读者终于又读到了专属麦卡勒斯的孤独,作家另一部小说《婚礼的成员》起笔风格依旧:“一切从弗兰淇十二岁的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开始。”那些有着麦卡勒斯情结的文艺青年们开始在阅读中重温当年的记忆。

  译介历程:几代人的偶像

  麦卡勒斯情结最深的“麦迷”不是别人,是第一位将麦卡勒斯引入国人视野的翻译家李文俊。他向记者讲述了关于麦卡勒斯的往事:“1967年我时常在美国文学报刊上见到麦卡勒斯的名字,我去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借阅她的书,找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借书卡上只有一个名字,是钱钟书,我想,既然钱钟书借过这本书,一定有他借的理由。事后,我也问过钱钟书,他为何关注麦卡勒斯,他淡淡地提到‘她挺好的’。后来文革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搁浅了。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又开放了,我借出的第一本外文书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又仔细读了一遍。还是想把它翻译了,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事实上,有麦卡勒斯情结的读者记忆犹新的阅读版本多源自李文俊的译本。

  在回溯《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国内的出版历程时,李文俊说,译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外国文艺》的创刊号,当时文学青年读到的只有《世界文学》,大家也期待《外国文艺》的创刊。时隔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由冯亦代等翻译名家执笔,一人翻译一篇,在这本书里面,《伤心咖啡馆之歌》是最长的、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篇。

  究竟麦卡勒斯的什么特点使李文俊念念不忘呢?“因为她的视角不同寻常,特有的ballad(民谣)叙事风格表达着她对人生复杂性的理解。”1979年,李文俊第一次出国,在美国的图书馆里他找到麦卡勒斯的传记,阅读后,写出一篇《爱与理解的呼唤》,“有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对爱情是绝望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她之所以倾其力量表达爱的绝望不是真的绝望,是因为爱与理解在现实中稀缺,本质是呼唤爱和理解。比如,她笔下的爱密利亚小姐,‘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但她在医院中工作,她会给大人吃苦的药,给小孩吃甜的药。麦卡勒斯的内心是柔软的……”

  中国影响:隐蔽的麦氏情结

  20多年了,麦卡勒斯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孤独,她的作品却忽然整体出版,那是因为引进者内心深处也藏有麦卡勒斯情结。是麦卡勒斯曾经的读者,在经过20多年后,又执着地把她找了回来。据策划引进麦卡勒斯系列的“一尘图书”负责人徐冬介绍,早在去年春天她已就版权一事与麦卡勒斯生前的文学代理人和出版社反复商谈,在即将达成协议时,美国各图书媒体包括亚马逊网站突然在头版头条大规模介绍麦卡勒斯的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原来是奥普拉向她的读书俱乐部会员推荐此书,于是这本书在去年春夏之交重印了60万册。

  麦卡勒斯的影响很大,很多人对她着迷,不过仔细考察这个自称“麦迷”的人群,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她的孤独不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为更广大的读者所知,但却像一条小溪流一样持久不息,特别是在读书界、文学界。

  阿康,一个藏书4万册的读书人,麦卡勒斯是他最钟爱的作家之一。在他看来,《伤心咖啡馆之歌》困于一种藏青色的、潮湿的空气,人人都在内心深处挣扎,在和被所爱的人唾弃的宿命做斗争,在向一种渴望交流的孤独本能妥协。麦卡勒斯和传统的美学观点格格不入,用一种诡谲、神秘、荒诞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与爱同样永恒的人类主题——孤独,并且用爱的荒谬来印证孤独的必然。

  麦卡勒斯的骨灰级追随者还有苏童,在《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中他说过:“我至今说不清我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出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谋杀,但有比谋杀更加残酷的羞辱与背叛;没有血腥味,但有比死人更伤心的结局。”

  文学品质:孤独是一种感觉

  《心是孤独的猎手》曾被评为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之一,在榜单上名列17,据翻译陈笑黎介绍,这是麦卡勒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一举成名的作品,出版于1940年她23岁之时。故事的背景类似于《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炎热的南方小镇。陈笑黎说:“小说中两个聋哑男子的同性之爱令人感动,而同性之恋又是若有若无的,时而激烈,时而沉默。主旨凸显的是麦卡勒斯式的主题:孤独是绝对的,最深切的爱也无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绝望的孤独与其说是原罪,不如说是原罪的原罪。”

  而名为lostpast的南京读者刚读完《心是孤独的猎手》,她认为《心是孤独的猎手》比《伤心咖啡馆之歌》更能展开对孤独的独立表达。她说,“书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她藏在富裕人家的花园里,偷听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莫扎特,黑暗中爬上屋顶,寂静中回想莫扎特。小女孩会慢慢成长,逐渐变得冷静,直至平淡,麻木,但在黑暗中聆听内心声音的读者都能从她身上找到彻骨的孤独。每个人都孤独,却并未因这相似的孤独相连,人终究是孤独的,好像人终归是要死的。这是一条阴冷的真理,一个残酷的真相,麦卡勒斯却将其描绘得生动而尖锐,描绘得可以容忍,也必须容忍。”“麦卡勒斯作品看似荒诞,但在她的笔下,那些人物仿佛有了生命,有着缜密的逻辑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作家、读者、批评家都无法控制。”

  有译者似乎在为麦卡勒斯寻找学理依据。

  “荣格曾将作家分为两类:外倾型和内倾型。外倾型是指创作受体内冲动而成,笔下的人物有着自己的命运,不完全受控于作家;内倾型是指作家的写作完全是理性状态下的创作,写作的过程多在打磨技巧。显然,麦卡勒斯属于前者。”《婚礼的成员》的译者,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师周玉军说,他曾以麦卡勒斯为主题给学生做过报告,但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她的作品是一座没有彼岸的桥”(荣格)。终其一生,麦卡勒斯的所有作品都在述说孤独,在后世读者的眼中,一种新的孤独也就随之产生。

------------

当诺曼底“失身”唐师曾

------------

  当诺曼底“失身”唐师曾

  《我的诺曼底》

  作者:唐师曾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定价:29.00元

  □书评人冯俊杰

  如果一个人明明不是战争中的英雄,却充满了个人英雄情结,并且把自己说成了一个硝烟里锻炼出的英雄,并且使劲朝着这个方向在自己的书里塑造,你会作何感想?尽管这书写得文笔繁华,逗乐诙谐。

  把各位被采访的二战伟人(多数还不是伟人自己)之后的素材和故事,串联成他一个人的诺曼底,这种行为真叫人瞠目结舌。内容篇章一眼看上去像是“为名人作传”,但文字的缝隙里,时不时传出嘈杂的“唐氏声音”。

  时刻不忘记提醒读者:这是我的诺曼底。但记者身份上哪里去了?书作者显然只是以记者身份拜会各个大小人物,并且收集资料,写成书。

  他没有参与到战斗里去,也没有影响过战争,甚至在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没忘记注水——炫耀自我。

  说着丘吉尔,忍不住就提到自己和丘吉尔是同月同日出生,跟着嗦了一把自己的光荣史:“我们家什刹海老宅”,“那天我爸也冒出一句出格大话:我为唐家生了八斤半的大儿子!”这种腔调,忍不住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文化大师的做法。那位大师写作《苏东坡突围》,极力塑造历史人物苏轼作为文化大师的悲剧,突出个人悲剧英雄的情绪。尽管那读起来很是“动人”,但那不是事实。冷静点去看,现代的书写者是书写者,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左右过人类命运,引向正面,但他们的荣耀只属于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国家与民众,而不属于记录者。

  记录者所要做的是客观真实,以及隐藏好自己。

  不然,我们只能够认为——你是在拉虎皮做大旗,以此来分享“他们”的光芒,但却不是你应得的。没有亲历二战,甚至也没有亲历战争的记者,通过安稳的事后写作,做出的产品,也应该是叫“我整理的二战史或诺曼底人物通俗传记”。而不是大笔一挥,划归己有。

  搞清楚其中的情绪,就可以理解这种写作的澎湃激情。没有什么比把自己和一流伟人们并列在一起,更加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了。

  他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记者,而是逾越了职业的界限,用最方便的便利条件,满足个人的吹嘘欲望。这还有一个必要的区分,如果是作者自认为有资格夹杂在书写里,那叫不清醒;如果心底明白又渴望这样做,那叫沽名钓誉;那就不是诺曼底登陆,而是“诺曼底失身”。

  我最想叹息的就是,肯定有读者在越读越有阅读快感的时候,把他的个人登陆,全盘当成整体二战史接受。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既然没有真正写成一本客观中立严肃的书,那么你就不要用严肃的表情宣称:“书里写的都是我采访到的、我看到的,是我老唐眼中的二战。《我的诺曼底》在行文上有一些有趣的写法,写了一些有趣的事,但我觉得不能用‘戏说’来形容。”其实写野史没什么不好,但别硬说成是正史。他不承认戏说了历史,但历史已然被他按照自己的需要给戏说了。事实摆在眼前,就是他这本《我的诺曼底》。这种书写容易叫座,但那些墓碑之后老坟之中的赫赫人物,已经不能够站出来撇清关系了。属于全人类的二战历史永远不该沦落为私人财产。

------------

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1)

------------

  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记者术术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海盐。中学毕业后,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自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接连发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震撼和关注,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鲜血梅花》、《黄昏里的男孩》,散文集《高潮》等。

  曾经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在1995年之后除了发表随笔外,一直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尽管如此,他一再重版的旧作依然深受文学读者的喜爱。今年,余华终于打破了沉寂,即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半部。据悉,整部小说长达40万字,是余华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对新作非常满意,并称这部小说中有一半的内容发生在今天的时代,在叙事方法上更是实现了自我的突破,“正面强攻”,学习了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法。

  这部作品我自己很满意

  记者:《兄弟》是你10年来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有人说你写了很多东西不敢拿出来发表,非要拿出高水准的作品来。是不是《兄弟》达到了你自己的期待?

  余华:这些年我写了很多随笔,中间在写一个很大的长篇,但写得不顺,就一直没有写完。去年4月从美国回来之后没有了继续写的欲望。我就打算恢复一下写小说的能力,写一个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在写《兄弟》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到我应该写什么了。我觉得自己不但恢复了写小说的能力,而且发现了新的能力。在不合适的时候写一部不合适的书感觉很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写了一部合适的书,有一日千里的状态。

  假如有读者拿《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这三部长篇来比较的话,《兄弟》的上部应该一点都不弱。如果再看了下部,会觉得它比前几部更加丰厚。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至于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结果现在是不可预知的。

  记者:也就是说,你认为《兄弟》是你所有长篇小说中最好的小说,是吗?

  余华:是,它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失控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最早是想写一个短篇,结果收不住了,变成了一部长篇,这部也是收不住了,由10万字变成了40多万字。不同的是《许三观卖血记》是舒缓的,像民歌一样,而这部是跌宕起伏的。

  我觉得《现实一种》中我学会了让眼睛睁开,用物质的描写去表达心理。《许三观卖血记》我解决了用对话表达人物的问题。这部小说回避了自己前面小说里的灵巧的叙述方式,采用正面强攻的叙述,有点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那种强度叙述。叙述强度增加以后,篇幅就长了。我以前的小说写不太长,就是因为叙述的强度不够。

  这是一部强度叙述的小说

  记者:我理解你的意思,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们谈论过狄更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他们的小说都是笨重的、笨拙的,越成熟的作品越朴素、越笨拙。

  余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强度叙述的小说推向了顶峰,至今无人能及,我也是一生难以企及,但是我有能力让自己叙述的强度不断增加,《兄弟》是我第一次这么有意识地去做。比如,宋凡平从仓库逃回来,看见两个孩子,拖着一只脱臼的胳膊洗澡、换衣服,到李兰回来,以前估计300字就写完了,现在大概用了7万字的篇幅,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很多细节,是一部强度叙述的小说(这个是我发明的词)。现在的写法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写的,不是靠才华就能写出来的,它是靠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写出来的。一个细节可以写几千字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因为推不动。

  记者:我看过《兄弟》的上部以后觉得你在这部小说中,前半部分中以前作品的痕迹比较多,叙述偏于轻巧,后半部分就进入了你说的正面强攻的方式,用了比较写实的手法,前后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余华:小说写得比较写实,很有现场感,尤其是后半部分。这部小说里我还第一次直接描写了时代特征,无论是文革时代特征,还是当下的时代特征都进行了描写。以前时代的特征都是作为小说的背景出现的,从没有直接地描写。所以,与前面三部长篇小说相比,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感也更为清晰。

  这也是叙述强度增加以后必须依赖的两个要素:现实和历史。我以前空中楼阁似的小说不需要叙述的强度,所以,它们也不需要现实和历史。

  记者:我觉得你以前的叙述方法,在过去的创作中完成得非常完美,为什么非要给新作品寻求叙述方法的变化,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冒险吗?

  余华:我第一次看《罪与罚》就感叹我要是能那样写小说就牛了,但我知道我写不了,可是狄更斯、巴尔扎克那样稍微温和一点的层层推进的方法,经过多年的锤炼我是有可能完成的。另外,我说过作家达到了某个高度后,面对叙述突出的不再是才华,而是性格决定他选择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就是勇往直前,而有的人就会选择讨巧的方法。选择了正面强攻的叙述方法以后,我感觉自己是勇往直前的,面对叙述是不退缩,不绕开,也坚决不用聪明的办法去处理。《兄弟》连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也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不这样写就感觉不舒服。

  

------------

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2)

------------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奇的时代

  记者:东西的新长篇《后悔录》、毕飞宇的最新长篇小说都是文革题材,你也是关注到文革这段历史。

  余华:我以前的很多作品都出现过关于文革的段落,不过都是作为背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文革,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有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且历久弥新;第二是有关文革这样一段历史的叙述,不管多少才华横溢的叙述者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也仍然会有人叙述下去。这部小说我的兴趣不是在单纯的文革故事里,这只是小说的上部,下部将会进入当下。中国在近50年,经历了文革和当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西方一个人活400岁才可能看到这样两个极端的时代。

  想想今天的中国,再回忆一下文革时的中国,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却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却由同一代人连接起来,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写作的激情来自于此。

  记者:我们将会在你这部小说的下半部中看到你落笔当下生活,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写作当代题材。

  余华:包括我在内很多作家都愿意写比较远的故事,因为特别好捕捉到它的传奇性。但是《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只要写出了今天的现实,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当下社会丰富多彩,而且离奇古怪,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充满了传奇性。所以,在上下部中我都努力去写了时代特征,我觉得时代特征跟我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相得益彰。

  李兰去世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李光头,她认为宋钢这么正直的人才能活出派头来,像李光头这种人以后会坐牢的,没想到后来的时代天翻地覆,李光头如鱼得水。

  一部暴力和温馨并存的小说

  记者:除了叙述风格的变化,我觉得小说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写荒诞的东西多,比如,李光头去偷窥,看到了5个不同的屁股,被抓住游街,而他的父亲也是因为偷窥掉进厕所里淹死的。而后半部分是比较温馨的,直接描写了李兰和宋凡平美好的夫妻感情,在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余华:我认为生活永远都充满了荒诞感。至于你谈到的这种不同,它不是前后的,而是贯穿整个小说的,看过小说的评论家也谈到,这部小说在叙述刘镇少年欺侮和戏弄李光头兄弟时,在表现宋凡平等人被批斗以及惨死的过程时,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我在80年代末期一些作品的暴力化特征,冷静,尖锐,惨烈;而在叙述李兰面对丈夫死亡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以及李光头和宋钢之间的兄弟情谊时则呈现出《活着》之后所恪守的温情化特征,亲切,温馨,坚韧,是这两种不同叙事策略的相互整合和统一,悲剧性和喜剧性同时在写。

  记者:这部小说前后叙述风格的反差,会不会造成小说的整体风格不够统一?

  余华:我写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会有一些遗憾,因为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

  我写《活着》的时候批评很多,有的评论家甚至说:“我不是不喜欢这部小说,但它不是一部先锋小说。”我当时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文体写作。”熟悉我作品的读者可能并不希望我改变,但我希望读者能适应10年之后的余华。

  记者:我觉得你的小说的很多细节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对一个动作的沉迷,这部小说你反复写到了一个有趣的动作扫荡腿。

  余华:这个动作从宋凡平结婚那天开始一直有,反复出现,甚至在下部仍然会出现。扫荡腿在我小时候是最时髦的动作,打架中能使出这一招的人都是最厉害的。让我和过去完全隔断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题材和过去的不一样了,就选择现在的写法。

  记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有福贵、许三观这样非常清晰的人物,但是在《兄弟》中似乎中心人物不是那么突出,对李光头、宋钢、李兰、宋凡平都有一定的笔墨。

  余华:李光头和宋钢两个兄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也是小说叫《兄弟》的原因。兄弟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命运发生了传奇性的变化。尤其是在下部中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再像童年那么单纯。

  李光头是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人物,他是一个混世魔王,这一点来自于他成长的环境;有时候又充满了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这一点来自于他的家庭,李兰和宋凡平的忠诚和爱也影响了他。我觉得他比许三观要丰富得多,你现在看到的童年、少年那一段就已经很独特了,那时候他已经体现出了做生意的天才,懂得用偷窥的秘密换海鲜面吃。

  我形容李光头是一个能把人气死,把人笑死,把人给难过死的人,他是既无耻又有尊严的活着的人。这个人物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只有现实中才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人物只能通过四十多万字的叙述才能够表达出来,简短的话实在是难以表达。

  我触碰了以前没有碰过的主题

  记者:在小说中,你写到了李兰后来的丈夫,即李光头的继父宋凡平这样一个角色,他对李兰、李光头、宋钢都充满关心和爱,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非同一般高尚的人格,这是在你以往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余华:宋凡平是一个完美的人。像狄更斯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会有一些完美的人,这应该也是某些作家的理想吧。在我以前的作品中的确没有这样的形象,我觉得那是因为以前小说的外部环境都没有这部那么恐怖,当外部是一个很阳光的环境的时候写这样的人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写的文革是一段恐怖的历史,我写了它令人恐惧、令人压抑的特征。外部环境这么恶劣,如果再把宋凡平写成一个很狡诈的人,把李兰写成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自己都写不下去了。

  记者: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在这部小说中,你加强了人性之美在作品中的分量。

  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我触碰了以前没有碰过的主题——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用福克纳的话说就是“人类昔日的荣耀”,即人的尊严和同情心。这一点是我自己很得意的。李兰的两个丈夫,一个让她抬不起头来,另一个却让她充满了骄傲。其实,在那个时代宋凡平是以地主的身份死去的,应该也是让她抬不起头来的,但因为宋凡平给了她爱,李兰是一种骄傲的姿态,做人的基本尊严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

  读这个小说需要好的精神状态

  记者:以前有人评价你写《现实一种》这类小说时说,你的“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但在这部小说中,残酷只是配角,家庭的温暖和亲人之间的爱、人性的善良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余华:《兄弟》中也写到了很多残酷的东西,也写了暴力,人物的命运甚至比《活着》还强烈。为什么一家人的感情会留给你那么强烈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比《活着》更加恶劣。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外国出版的时候,有个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说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存在家庭的责任,而不存在社会责任?我记得我的回答是,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个人在社会上是没有自己的空间的,只有在家庭中才有空间。中国的社会纽带不是社会的连结,而是家庭与家庭的连结。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记得我小时候,家庭是一个世界,而外面的世界我感觉不到。

  记者:你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余华:没有,就像我以前说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原型起码有1000个以上。

  记者:40万字的小说似乎没有以波澜壮阔的情节来推动,依旧是你过去小说的手法,靠细节来推动,读者会不会觉得有点闷?

  余华:我并不觉得这个小说闷,起码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写的时候是极度兴奋,当然,这种兴奋有笑有哭。小说中的人物像李光头、童铁匠非常生动。有一个叫余拔牙的人物,因为我当过牙医就用我自己的姓调侃了一下。

  这部小说中还有很多很生动的语言,我自己非常喜欢,比如,“你搞电线杆,你是把她们当成阶级女敌人,还是阶级姐妹?如果是阶级女敌人,你搞她们,你是在批斗她们。如果你搞的是阶级姐妹,你要登记结婚,否则就是强奸得坐牢枪毙”。不过,读这个小说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是一部比较沉重的作品。

  

------------

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

------------

  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

  □书评人李敬泽

  在《兄弟》的下半部中,宋钢死了,和其父宋凡平一样,他是善的化身,他必是死于对他的兄弟李光头的爱与责任,他将如一个圣徒或父亲,追着李光头,为后者的恶和纵欲赎罪或者买单,直到力竭直到流尽血。

  以上是我的推断。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能够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

  《兄弟》始于欲望、耻辱和血缘的描述,父亲的窥阴癖通过某种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理解的方式传给了儿子李光头,同样地,我推断,宋钢将不仅是宋凡平血缘上的儿子,也是他精神上的儿子;我不敢相信余华竟然以血统推定人类生活中的卑微和高贵、善和恶,我只能说,余华一向是冷静而决断的叙事者,现在,他的决断发展为无根据的武断,发展到蔑视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选择,他把标签贴在人的身上,就像刻上“红字”,然后让人像数学符号一样推演他的方程式。

  而《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这个模式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不同,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它与个人的、具体的生命体验无关,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于是,文革成为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成为对善,对高贵,对爱、信义,对亲情人伦,对一切使人性美好的事物的疯狂虐杀,它使黑暗更黑暗,使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备受考验而显得无限珍贵动人。

  我相信,很多读者因此流泪,我也曾流泪,但我从来不仅仅以眼泪判断作品,我甚至认为眼泪是廉价的、可疑的,它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欺。世界在一泡泪水中变得模糊,我们看到的正好是我们情愿看到的,就像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也会流泪,只不过是因为那首歌让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可怜的那个人,而实际上我们当然不是。

  《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

  我当然不认为善与恶是无效的范畴,恰恰相反,我认为过度的、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态度正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学,它使作家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人性,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兄弟》的叙事信念想必会使读者感到振奋,但至少在上半部中,余华的信念难称雄辩。对小说家来说,善与恶不应是先验地给定的,而应是在对人的生活、人的灵魂的追问中雄辩地榨取和展现的,而余华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更急于操纵他的人物去演绎现成的模式。

  于是,他让宋凡平悲壮地死去,但是如果宋凡平不死呢?如果他不得不在漫漫黑夜中熬下去,那又会怎样?他是否能够依然保持那么好的风度,保持他的高贵和洁净?就这个问题而言,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如果悲壮是那么频繁发生的事,黑暗就根本不足以成为黑暗,如果我们对人性之光明的信念是以回避“活着”为代价,那么这也不足以成为信念。

  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当他在《活着》中让人物随波逐流时,他成功了,但当他在《兄弟》中让人物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时,他表明,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并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只好像一个通俗影视编剧那样粗暴地驱使人物:没有道理,也无须讲道理,宋凡平就要死要活地爱上了李兰;李光头这个几岁的孩子一定要去摩擦电线杆,因为他被余华界定为欲望的化身;而孙伟的父亲也必须那么悲惨地自杀,因为余华认为他必得报应,所以他的儿子将纯属偶然地横死……

  这一切都表明,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由于选择不恰当的位置和路径,我认为余华降低了他的志向,误用了他的才能,但余华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四十五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恰恰相反,这对读者是有效的祛魅,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重新出门远行,获得新的自由。

  在《兄弟》的封底,余华庄严地引用了耶稣的训诲,然后总结道:“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的路没有多长。”——耶稣和余华都说得很对,但余华在《兄弟》中似乎恰恰忘了他的这段格言,他的叙事态度、他的模式和行文都表明,他已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而那里的路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那么长。

------------

一个牙科医生的秘密生活

------------

  一个牙科医生的秘密生活

  □编译李劳

  他的小说被评价为:由世俗男女的艰难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精致故事。

  最近,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余华小说《活着》(ToLive)和《许三观卖血记》(ChronicleofaBloodMerchant)的英文版本,引起巨大反响。余华本人正在美国推销自己作品的英文版,并在美国各地巡讲。

  在开始写作的1983年之前,余华是浙江的一个牙医。他的散文笔调扎根在外省的中国传统之中,一个文学评论家在读过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后说道:“我想象不出一个病人需要多少隐忍力才能忍受他的铁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将余华视做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最近,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首次被译为英文;这两本小说被认为是中国过去1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10部小说中的两部。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个小镇上的工厂工人,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由少年到中年的大段时光,牵着读者们的视线,在中国20世纪的后半叶,次第走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历史中,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许三观都会以卖血的手段度过危机。这个残酷的过程是以许三观在路上听到的两个卖血的农民的对话开始的。他们说,每次卖血之前都要喝大量的水将血稀释。为了有更多的血卖,他们必须一直喝水,直到胃囊肿胀,牙根开始疼痛为止。

  为什么余华如此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写作,已经由早年极具实验性的短篇小说写作中蜕变出来,进入此后在评论上和商业上均获得好评的写作中来。他后来的小说被评价为:由世俗男女的艰难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精致故事。在中国和美国,这样一个争论一直在继续:余华的这些畅销小说是对今日中国泛起的消费主义风潮的让步,还是对20年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的学院派的充满焦虑和绝望的后现代主义论调的一个必要回应?

  论及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在后现代风潮之中的差异时,人们往往将它们思想上的差异作为论断的理由。在《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活着》中,种种脆弱的伤感则显得如此喧嚣。在许三观承受着来自国家生活的种种灾难之际,他同样面临着一个个人危机——他发现长子一乐是自己的对头何晓勇的儿子。处理这一危机的时候,许三观体现出了他奇异的思维。大饥荒蔓延时,他带全家人去餐馆吃面条却将一乐留在家里。他对一乐说:“如果我也带你去吃面条的话,那就太便宜何晓勇那个混蛋了。”一乐跌跌撞撞地在镇子里游走着寻找家人,在他们离开后才找到了那个餐馆,他疲倦地坐在了餐馆外,在黑暗中瑟缩着。

  置身于此类戏剧化的情节中,我们几乎听到了小提琴声鸣奏。但是余华小说中类似情节剧的情景,却往往意味着荒谬。许三观不带长子去吃饭的原因,更像荒诞戏剧鼻祖皮兰德娄戏剧中的一幕,而往往出离了人之常情。许三观的荒诞病态的逻辑很明显得自荒诞的社会生活。大跃进期间,公共食堂开始实行的时候,许三观告诉妻子他们将在戏院里吃饭,他说:“你知道厨房在哪吗?就在舞台上。演越剧的小丑们都在上面洗菜。”当政治演变为一场闹剧的时候,日常生活也将如此。

  余华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若要论及他风格中的自省与实验性,则只能指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扁平的这一点。《许三观卖血记》的译者安德鲁·琼斯也指出,余华利用反心理的方式,完成了对“红宝书”与童年时期观看过的那些电影里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所有客观依据被颠覆的时候,个人的主观性将彻底消失。许三观一家人在邻居们面前哭喊、争吵、献媚。当他们在众人面前结束自己的精神表演后,余华完成了以许氏一家人的生活对整个国家的荒谬寓言。如许三观从工厂带回来的那些手套经过他妻子的拆编终于变成了一件线衣一般,小说中的各个角色也在被拆开和重新编织,最终他们的内心都成为了衬里。这些缺乏个人体验的角色只能以他们令人乏味的内心、琐屑、残忍和反常的性别来应对生活。

  人们对那些极力将故事与大政治和大历史相挂钩的故事已经太过厌倦了。在小说中读到一众角色去参加抗议游行或者主人公打开电视观看航天飞机升天并非令人愉快的体验。作者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想令自己的作品显得更非凡一点,对此我们都已经厌倦了。而在余华的小说中,历史往往退缩到舞台的边缘。比如,许三观对他的妻子许玉兰说:“今年是1958年,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接下来会是什么?”在去医院的无数次中的某一次,许三观遇到了他第一次去卖血时遇到的“血头李”,他问“血头李”是否还记得自己,“血头李”大声地回答他:“你怎么能让我记住一个十年前来过一次的人,就是神也记不了这么久。”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十年不应有“血头李”所感受到的那么漫长;然而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巨大事件的十年会令人们感到记忆不再可靠和难以忍受。

  尽管《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两本小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但我们仍会如以往一样碰到意外。它们并非向政治和商业妥协的产物,而更像政治压力消减之后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对持不同意见权利的一次愉快初尝。与最初对国家宣传的简单反抗不同,现在中国的作家们可以更自由地在人文向度上进行形式与内容相融合的实践了。临近《许三观卖血记》的结尾时,许三观决定卖最后一次血,他的妻子告诉他:“许三观,你不用再卖血了。我们现在有钱了,还会有更多的钱的。”许三观这最后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出强权残留在人们敏感思维中的痕迹。

  延续风格的对话、情感和残酷中的极端,其实正是对一个来自恐怖年代的人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还是对以往生活的反思,他们都仍然无法去冒险。这一家人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以扁平的形态凝固在了这电光火石一般的一瞬间。

  

------------

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

  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致新知识分子》

  作者:[美]安·兰德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定价:50.00元

  □书评人小艾

  安·兰德(1905—1982),美国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写作者之一。根据调查,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美国第二大畅销书,而在读者票选的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中,她的4部作品进入前10名——与此同时,来自学院里面的专家们则对兰德的作品不太感冒。2005年是兰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思想家。

  兰德坚定而彻底地信仰自由理念,她把自己的哲学理念称为“客观主义”,也就是不承认一切神秘主义的价值、不承认一切建立在“理念”和“理想”基础上的权力要求。兰德以绝对的客观现实为出发点,推崇个人的权利,“自私的美德”是她影响最为深远的理念之一。在兰德看来,每个人都能充分追求自我权利的社会才是美好的,实现这样的状态则只有一个办法。或许是因为她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她的思想在学院流传不广,但兰德思想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却是无与伦比的。

  安·兰德的作品可能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最完美歌颂。1926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离开列宁格勒来到纽约,立刻拜倒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下。在她的眼里,摩天大楼可能可以看做是人类物质文明的象征,她在深深迷醉于这种文明的同时,开始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和任何会对这种物质文明产生威胁的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

  兰德是学历史的,同时对哲学也颇有研究,她知道人类历史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知道这些文明一个个又是如何衰亡的,她肯定还知道名闻西方的七大奇迹,更知道这些奇迹一个个又被人类自己毁灭。反顾历史,再看看当代世界的现实——从世界大战到冷战,从美国内部自身的纷争到整个世界的互相猜忌,她有理由对当代物质文明的命运表示担忧,更有理由把自己投入到为这种物质文明而战的生活中去。

  回顾兰德的一生,说她的生命是战斗的一生大概不会太离谱。她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战争,但一生却是在论争中度过;她激烈批评当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文明交托给他们的重担,自然遭到众多知识分子的反击;她完全以客观现实和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也难免被某些人讥为庸俗与势利,但即使是她的论敌,大概也不能否认她在普通美国大众之中的影响力。如果说潘恩和富兰克林塑造了美国精神的话,那么兰德无疑保证了这种精神在20世纪没有偏离方向。在美国,她关于自私的美德的论述深入人心,她相信通过每个普通人的努力,“人类能够获得一种正当、人道的生存方式,而且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而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则成为兰德哲学的一个典范。

  现在我们阅读《致新知识分子》和《理性的声音》,在对兰德的勇气表示钦佩的时候,恐怕未必有一种太强烈的震撼感觉——和同样在今年过百年诞辰的萨特不同,兰德哲学不指向人的精神生活,更没有想要在人的精神中引爆什么思想炸弹,她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意精神、灵魂、理想这些概念的存在——兰德的文字简简单单,和潘恩有点儿一脉相承,她叙说的似乎只是最明了的常识:人们要依靠理性在现实中为自己牟取利益,社会要以理性为依托自由运转,面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或者强权的可能性,要不遗余力地斗争。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全力论证理性的自利主义是道德的,《致新知识分子》选录了这本小说里面的一个章节,以雄浑的笔触论证了金钱的伟大,所有因为金钱而产生的罪恶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理性的自利主义行事。

  阅读兰德的著作有时候会让人想到那些早年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们曾经最早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唱起颂歌,和他们相比,兰德对文明的歌颂要来得更彻底,也更激烈。

  在操作层面上,兰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批评政府,在她看来,美国政府影响了公众的自由生活和自主选择,而在思想层面上,兰德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攻击,认为是这些人带来了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幻灭。在《致新知识分子》中,兰德分析强权的结构就是阿提拉(古匈奴国王,代表保证)和巫师的结合,而在商人击败阿提拉之后,知识分子却未能承担起取代巫师的责任,对此,她只能寄希望于她的读者——新知识分子。

  兰德自然是勇敢的,她对于理性和自由的鼓吹也足以撼动人心,但是换一个角度,以兰德和她的哲学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声音却也并不总是那么完美。在阅读兰德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感觉到,兰德把精神的失落归之于知识分子是有些过于严苛了。虚无主义横行,是因为社会确实存在问题,换句话说,兰德以纯粹理性和现实为基础构建的王国即使在美国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最好的情形下,人们也只能努力去接近那种理想状态,要真正实现,几乎没有可能,更不是以知识分子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从这点出发,新知识分子或许很难诞生。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兰德在21岁的时候离开前苏联,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本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影响了兰德作品在美国社会之外的有效性——兰德的描写离其他国家的现实语境太远,她对理性的推崇也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不过就像兰德本人一再坚持的那样,她的写作不是为了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而是要触发人们的思考。每个人都有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兰德给出了底线,剩下的要靠人们自己去寻找。

  在佩可夫为《理性的声音》撰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兰德在去往兰登书屋大楼的路上突然感慨万端,在被拒绝了许久之后,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即将由兰登书屋出版,这时候她忽然转身对佩可夫说:“永远不要放弃生活中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为之奋斗是值得的。”这一刻,佩可夫在兰德的眼神中读到了幸福,而作为读者,或许可以从兰德的这句话里面找到一点力量:她描绘的美好社会虽然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每一个人的努力之下,人类正向那样一个目标靠近。

------------

束星北:一位天才的陨落

------------

  束星北:一位天才的陨落

  《束星北档案》

  作者:刘海军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

  定价:36.00元

  □书评人一泓秋水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唐家闸掘港村。1924年毕业于镇江润州中学,当年进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C.G.达尔文。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归国。1932年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而受到批判,1958年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78年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作为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和才华,从他获取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都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可见一斑。束星北唯一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程开甲说,那个年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正是由于上世纪40年代经由束星北的教导和帮助,李政道才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和了解,终身受益。意味深长的是,束星北一生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50年代之前取得的,那之后他虽然转行,在气象学方面出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无法与他物理学大师的身份相匹配。在束星北身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仅消耗了他生命的能量,而且浪费了他最宝贵的几十年光阴,这些横逆和风霜雪雨犹如一张难以逃遁的天罗地网,牢牢地缚住了“第一才子”,使他的智慧无从施展,最终,尊严和人格也荡然无存。及至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他已是七旬老者,虽胸有大志,但无奈英雄迟暮,留给他的时间已极其有限。更让人心寒的是,在生前,他向青岛某学院捐赠遗体,当时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遗体捐赠仪式,而他死后,却因为领导班子“大换血”而被遗忘,遗体被搁置半年之久,被人想起去看时已腐烂不堪,最后被两个大学生草草掩埋。命运在他身上显示出了难以置信的残酷无情——不仅让他生前饱尝了政治风暴,感受到了极度的苦难和艰辛,而且在死后也毫无赐福之意,让他最后一个心愿也落了空。

  那么,是什么原因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反思,自己的才华、学识各方面都不逊于王淦昌、竺可桢,但恰恰是他们两人在专业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而他自己却一直在被批斗、改造甚至为了生存而苟延残喘,这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除了时代的背景和不可抗因素,束星北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天才的自负和孤傲构成了束星北锋芒毕露的秉性,他蔑视和憎恨平庸。而另一方面,他的科学精神和良知又使他坚持自我,既不善于看风使舵,也不屑于挖空心思应付上上下下各种复杂的关系,这些因素也正是他日后命运的祸首。在专业领域内,束星北才华横溢,位于象牙塔顶尖,这使得他不能容忍同侪的些许错误。

  1952年年底,北大物理系一位教授来山东大学作学术报告,讲了50分钟后,束星北走上讲台,直言其错误百出,然后在黑板上写的公式上打叉,并解释错在哪里。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人们可以说,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十分可贵,没有半点妥协与忍让。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束星北的个性显然过强,即便是纠正别人的错误,显然也存在着更为良好且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天才的自负使他在理论物理中纵横驰骋,出类拔萃,同时造就了他眼高于顶、率意而为的个性。

  由于他毫不顾及政治气候,也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这使他注定要充当历次运动的箭靶,为千夫所指。他一次又一次昂起高贵的头,又一次又一次被不可逆转的力量所重压。反复多次之后,强迫的改造以及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奴役,终于使智慧、理性的束星北“认错”了,如同那个时代要求的那样,他开始批判自己。1965年2月,他甚至主动申请长期刷茅房,在思想小结中,声称“越刷越起劲,越刷越愉快”。写思想总结、检查汇报成了束星北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他在1978年之后还下意识地写检查,自我批判。过去的创伤对他的心灵伤害太深,以致他无法完全摆脱。

  在我看来,“科学界的陈寅恪”的称号并不足以概括束星北的全部。如果说陈寅恪是以沉默的方式来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那么束星北则是以顽强的抗争向蛮横和愚昧宣战,最终他虽然落败,但是他的铮铮傲骨和人格风范并不比陈寅恪稍逊。作为物理学家的束星北虽未取得很大成就,但有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弟子,已经足以可以说明他在物理学教育方面的成功。而在作为具有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方面,束星北亦堪称楷模。他锋芒毕露、不善变通的本性酿就了自己一生的坎坷,使其卓越的天才白白浪费,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强迫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奴化的因素则更值得深思。

------------

楼庆西:发现乡土建筑之美(1)

------------

  楼庆西:发现乡土建筑之美

  □记者周文翰

  楼庆西,1930年生,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师从梁思成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9年,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三位教授组成乡土建筑小组,十五年来踏访全国各地进行乡土建筑测绘和研究,不仅保留了珍贵的测绘图纸、照片和文字记录,还为部分建筑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主要著作有《中国宫殿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全集·建筑装修与装饰》、《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国建筑的门文化》、《凝视——楼庆西建筑摄影集》、《中国古建筑二十讲》、《中国小品建筑十讲》等。

  他主编的《雕梁画栋》、《户牖之美》让我们惊讶于中国乡土建筑之美。

  建筑书:不只是写给专业人看

  记者:“乡土瑰宝”系列一共有六本,什么时候能出齐呢?您是依据什么标准把这套书分成六本的?

  楼庆西:陈志华、李秋香和我十几年来一直研究乡土建筑,我们调查一个地方,一般要有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出调查报告,二是有一套测绘图,三是照一套照片,四是如果地方上有需要,我们还会做保护规划方案。比如以前我们出的《楠溪江上游古村落》就是比较综合的成果。但是调查一个地方出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相当一批资料,很多照片、测绘图都没有出版,所以“乡土瑰宝”系列就把这些积累选择了一下,分成六本书,主要是图,文字都比较少,两万字左右。《雕梁画栋》是讲装饰大木构件的,《户牖之美》是讲房间的门窗,以后四本分别是院门的门头门罩、雕刻艺术、宗祠和寺庙、住宅方面,估计2005年全部能出来。

  记者:我们发现您近年编写的书如《中国古建筑二十讲》、《中国小品建筑十讲》和这套“乡土瑰宝”,都是分类型来写,和您在清华讲授建筑史的教程是不同的。

  楼庆西:因为不只是写给建筑专业看的,分成一类一类来讲清楚些,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独立成章,从哪个部分读起来都可以。另外就是有大量的照片和测绘图,这些可以让读者直接看到讲的建筑都是什么样子。给读者写书当然和在学校讲课不一样,我给研究生上建筑史课,有时是按照朝代的历史顺序讲,这样容易把握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但是也有按不同建筑类型、专题讲的,比如专门讲古建筑的装修和装饰。

  记者:近年来您和陈志华、李秋香老师合作的一系列古村落建筑的书,不仅在建筑界引起关注,有的还颇为畅销,引起很多读者关注,也引发一股不小的古村落图书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乡土瑰宝”和其他古村落、乡土建筑的书有什么不同吗?

  楼庆西:大家爱看这方面的书,和现在城市生活有关,城市建筑雷同,生活压力也大,所以大家想知道以前中国人住的是什么样子,要找到那份乡土乡情,自然喜欢这方面的书,有的还能当旅游参考书。现在出的书也不少,三联书店、知识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都有成套的书,我想这些书出来对促进人们认识乡土建筑是有好处的。有人专门做古村落摄影,出的一些书还是不错的。我们因为是建筑专业,所以出的书不仅有照片、文字,还有测绘图,我们的书是研究出来的成果,不仅是给普通读者看,还希望能给建筑专业的人以借鉴。

  乡土建筑调查:十五年研究历程

  记者:大家很关注古村落、乡土建筑的图书,那在学术界,乡土建筑研究是否也变得热门起来了?你们1989年成立乡土建筑小组时只有3个人,是什么魅力让你们研究了十五年呢?

  楼庆西:搞乡土建筑的不少,大学像同济、天大都有研究乡土建筑的人,再有就是很多其他学科的人对乡土建筑、乡土文化有兴趣,比如民俗学、民间文化、社会学的都有从不同角度研究的,特别是现在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对这个方面涉及的也比较多。但是也不热门,我们研究组现在只增加了一个博士,现在四个人。我们也想扩大,但是真正有志于这个研究的还是不多。因为这个工作清贫,现在建筑上最赚钱的是搞设计,都去搞设计了。

  说起古代建筑,故宫、天坛等官式建筑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文化和技术的最高成就。可是我们长期是个农耕社会,乡村不论是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占我们国家的大多数,相应的乡土建筑也是我们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的个体和群体形象都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综合产物,一是有历史价值,建筑记载历史,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对于研究建筑、研究农耕文化、宗法制度、地方经济形态都是重要的参考。二是有文化价值,和民间文化结合在一起,很生动,共同构成了乡土文化的环境。三是现代人进行创作还可以借鉴,对于如何民族化、地域化是有参考的。所以我说这是研究的一个富矿,值得研究一辈子。

------------

楼庆西:发现乡土建筑之美(2)

------------

  记者:你们去过很多地方调查乡土建筑,有没有什么地方印象特别深刻?

  楼庆西:我们跑的地方其实没有多少,我们是一个村一个村去调查,十几年也就十几个地方:浙江永嘉楠溪江、安徽黔县关麓村、山西西文兴村、福建安贞堡村、福建石桥村……因为这些建筑保护好的地方多数都是在边远山区里,到那些地方路不好走,我们坐车、调查都是学校出钱,条件有限。经济发展快的比如温州都没有了,拆得快。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让我们激动的建筑,有的地方虽然整体不怎么样,可是有一个两个细部就很精彩,那种美今天还是让我们感动。我们的工作不是现场看看就结束了,而是现场两礼拜,回来三个月,因为有大量资料要整理研究。

  记者:你们的研究潜在的有一种现实关怀在里面,就是要记录和保留这些文化记忆,可是随着城市化发展,一方面乡村人进城或者开始城镇化,另外一方面乡村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也在变化,很多乡土建筑都废弃了,很多人都说应该保护乡土建筑,在您看来有什么好的策略可以保护多元的乡土文化、乡土建筑呢?

  楼庆西:建筑这个东西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必然有改变,比如说你看这个窗户很美,可是农民最讨厌这个窗户,因为它不透光、通气也不好,有钱了他肯定换玻璃窗,你要是住在里面也会这样。老房子去掉,新房子起来,这是规律,有些特别有价值的,现在保存状况还好的应该保护,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国家没有钱,也没有条件保护,但是应该保存记录。

  建筑史研究:跟随梁思成的脚步

  记者:听说今年三月您发现了一篇林徽因先生的论文《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林徽因先生这篇文章是研究敦煌边饰的,那您后来研究建筑装饰是不是直接受她的影响?

  楼庆西:对,是《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我在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在一堆图纸中发现的,装在牛皮纸袋里。梁先生去世后,林夫人把有关建筑方面的东西都放在建筑系资料室,可是这篇以前没有人注意到。已经出版的《建筑师林徽因》已经刊登了这篇论文。当年我跟随梁思成先生研究建筑史,就在旁边帮他们画图、摄影。林先生在建筑方面最感兴趣的就是建筑和传统工艺品上的图案装饰艺术,我受到影响自然就开始往这方面研究。从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建立说,研究乡土建筑也是当年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开创的,抗战时他们就调查过农村建筑。

  记者:那现在和梁思成先生那个时代比,乡土建筑研究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楼庆西: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历史,不能说有什么突破,要辨别类别、分清年代,可以说是发现了新东西,但是没办法像物理学、生物学那样有什么大突破。80年代以来当然有发展,就是研究的领域更大了,每一个方面研究得也更深入了,研究的书也多了,但是有些书很玄虚,我看不懂,陈老师看了也说不懂。梁先生他们做学问是深入浅出,研究的问题很难,但是讲出来很简单,可是现在有些书还没有研究进去,写出来已经玄妙晦涩得很,我叫这是“浅入深出”。其实建筑是最生活化的,你就住在房子里,对建筑有自己的认识。

  记者:您不仅研究、出去调查,还自己摄影,我们可以不管那些纷繁复杂的建筑构件名称,单单欣赏照片上的美就让人心醉,那您是怎么开始摄影的?

  楼庆西:建筑摄影没有什么奇妙的,就是要真实地记录,不能变形,如果变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艺术创作了。1952年我从建筑学院毕业以后,跟随梁思成先生编建筑史,他们调查的时候我就画图、拍照。这个是我的工作。我摄影都是用最普通的照相机,文革以前不用说,80年代主要用佳能,那是佳能厂到清华举行展销会,我们一个教研组买两套,我就一直用。后来为了出画册,又买了哈斯曼大相机。我还买了数码相机,现在还没有用过,因为年龄大了,手抖,不习惯。我们拍照讲究真实,比如这个窗户,在书上看上面雕刻这么漂亮,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很脏,我们和学生用小刷子洗干净,铺上自己带去的白纸照相。这么一照农民也知道值钱了,现在老有文物贩子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是做研究的,就算喜欢,我们也不能买。

------------

爱生活,爱行路,爱河童

------------

  爱生活,爱行路,爱河童

  《河童旅行素描本》

  《窥视印度》

  作者:妹尾河童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定价:18.00元

  □书评人姚媛

  妹尾河童,日本当代具代表性的舞台设计家。

  “过去经常和玉村丰男先生通电话……由于他白天要到田里,所以大多不在家,只要抓对时间找到他,我总会先学猪叫跟他打招呼,很高兴对方也跟着用逼真的‘噗——噗——’声回应,‘好吗?’‘嗯,很好。’‘在画图?’‘还有个展。’等等,猪言猪语也能通,就这样互叫了大概有一分钟之久。”

  看到这里,大笑不止的我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本《河童旅行素描本》的作者——妹尾河童。

  妹尾河童,何许人也?

  用喜欢数目字的大人话来说,1930年妹尾河童生于神户。1954年自学成材,开始从事视觉设计,后以舞台设计身份崭露头角。此后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等表演艺术领域,为日本当代具代表性的舞台设计家。曾获纪伊国屋演剧赏、山多利音乐赏、艺术祭优秀赏、兵库县文化赏等众多奖项肯定。

  看罢三联出的两部妹尾河童作品集——《河童旅行素描本》、《窥视印度》——之后,顿时觉得这样中规中矩的介绍,实在不适合这个人,这个宛如再次来到地球的小王子一样童心炽烈的人。

  妹尾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只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才会这样热衷于收集各个国家不同的生活用品。表面上看,各国的生活用品平凡而不昂贵,并无什么特别的收藏价值,但是这样人间烟火气息浓厚的物品,反而更能体现出各国不同的文化特色,更能让读者感觉到河童透过人间浮华表面的那一份洞察与热忱。说起来,其实《河童旅行素描本》改成《万国杂货铺》才比较适当,从印第安水车到意大利的火车便当餐盒,从丹麦的捕鼠器到香港的地铁车票,从形状、图案、用途到对象本身的典故,妹尾河童均一一付出无比的专注与热情,纳入自己的囊中,同时深深地看进了物的最细节最内涵里;眼界之广博、多元与涉猎之深,令人惊奇。

  但是他却不会有一般收藏家的吝啬,有趣的是,他经常会做“在世的馈赠”。也就是说,他的收藏品,只要写上“给某某,河童”,在他去世之后,这一样收藏便会属于那个人所有。

  他也是个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窥视狂人。在韩国,曾经因为诡异的涂涂画画被警察抓起来讯问,但也因此有了一系列的窥视丛书,《窥视印度》便是其中的一本。

  写作旅行札记,是在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活动,是让人着迷却又着实危险的。写作的人常常犯下浮光掠影,知旅游手册而不知生活,知异国风情而不知其根底的毛病,妹尾却不同。他是那种如果你说某个地方不好玩,自己一定要去试试看的人。最最难得的是,他把那些旅行生活中的不愉快,轻描淡写地以诙谐的语气写出,反而成为了一种宝贵的生活经验。比如人人都要经历的出租车司机宰肥羊事件,他却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并不会一味地谴责谩骂。再比如大家都说印度的水不好,食物不够卫生,果然他也腹泻了,但是他却能够一笑了之。当时年过花甲的他一个人在印度旅行两次,一路走一路画,整本书不只有灵动的文字,也有美丽的手绘素描插画,使得一个活生生的印度出现在读者的眼前。

  所以说,那样的介绍实在是折辱这样一个妹尾河童,于是擅撰了一篇妹尾小传,聊供一笑:“妹尾河童,现年七十有余,热爱生活,是周伯通一样的老顽童,拥有像杀不死的蟑螂小强一样的强烈好奇心,是个十足的窥视狂和收藏病晚期患者,喜欢涂涂画画,有独门的鸟瞰式窥看秘技,最擅长和世界各国的当地人打成一片。拿手的美食是名叫扁炉的火锅料理。”

------------

海岩的伪“煽”

------------

  海岩的伪“煽”

  《煽》

  作者:海岩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

  □冯俊杰

  古来一字书名就少。一字难以解释清楚作者的立意,也容易混淆。不是特别自信自个儿的书精妙,不怎么用这种形式。但现在图书策划日渐新奇,一个“煽”,成了海岩新书的名字。单说名字真正是包装得水平到家,可惜浪费了这样一个好名字。全书都是选摘警句杂烩而成。

  从书里面选摘警句结集出版的多了去了。但也要看你内容到底够不够精辟够不够警醒。近点的,韩寒虽然少年文字,思想水平不高,但文字玩得很有钱钟书钱老先生的三分神韵,出的《毒》,句子要么能逗人一笑,要么能叫人拍一拍桌子。远点的,好出警句的古龙,确实妙语如珠,前人说不出的,后人叹为观止的,俯拾皆是。《煽》里的内容,实在是良莠混合,但三七开都不到。好坏数量差别也太不成比例了,陈词滥调看得人腻味。真的,我就觉得那些个句子,啥也没煽动。论爱情,无非是“最高明最动人的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粉饰和矫揉造作的”,“男女之间是没有友谊的。要么是爱,要么什么都不是”,“男人常常同时喜欢多个女人,而女人大多一个时期只喜欢一个男人”。这样的中文系大一女生都写得出的话,海岩居然也挑出来重新入书。

  少得可怜的些许亮点,集中在《说官》、《说事》两章里。看来作为一个商人、管理者,海岩很有切身体会。“过去有个说法,金钱关系最肮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关系最纯洁,人情关系最复杂,说不清有什么肮脏东西在里边。所以我跟朋友都不借钱,也决不和朋友做生意。”“一个干部必须明白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你的上级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怕得罪你的下属,你不得罪就要他来得罪,要你何用?一旦他知道你不敢得罪人,你的仕途也差不多到头了。”

  海岩的长处本来就是叙事流畅与构思情节巧妙,根本不擅长文字思辨。作为谈情的作家煽情的功夫本是顶尖,偏偏要扬短避长,说好听叫不爱惜羽毛,说不好听就是敷衍读者。要知道,海岩这样的煽情高手,从《便衣警察》到《永不瞑目》,赢得多少读者。不是他不会,也不是他不能。套用海岩自己的话:“‘煽’是一个褒贬不清,在不同地区、不同语境下有不同解释的词。用它做书名首先因为有趣,其次意思不清晰明了的书名现在也比较流行。”摆明了很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一本什么书。

  作者可以当成游戏一笔,随意调侃,“读者大可不必当真”。谁当真啊,要听道理,每月出版的读物海了去了。不过是求一个阅读快感,能够喊一声妙。连这点基本的阅读要求都无法满足,这书也就等而下之了。该煽没煽,不认真煽,或者说是煽不起来,是为伪“煽”。

------------

一场梦的出口转内销

------------

  一场梦的出口转内销

  《我的世界我的梦》

  作者:姚明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书评人阿乙

  北京图书大厦地下一层,专售进口原版。不通外语的我在这层的醒目位置看到“YAO”一本一本往上摞。英文版的姚明自传由ESPN资深专栏作家里克·布切费时两年整理而成,它们最终以一种荣耀的姿态出口到中国。而由张弛补充整理的姚明自传中文版则索性把书店的门口霸占——大家都看到一个山一样、奥尼尔一样的姚明眼睛上撑,端坐在书的封皮上——这个造型像是总统山。

  有一件事佐证了这本书好卖:我携此书进餐馆时,老板把它拿过去读了大约一刻钟。这个穿着极度草根的小店经理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霍元甲陈真系列,彼时,无人懂拳术,但每个人都通过黑白电视知道中国人打擂台无敌手。可惜这师徒二人都没有打到国外,打到国外的是李小龙,可惜他又是另外一个悖论,他是美国籍,娶的老婆也是美国人。既是中国人,同时又能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制造神话,这样的任务终于不可避免地降落在一个尚未成型的NBA巨星姚明头上。

  姚明说,有段时间,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他的新书出版。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从不犯错”的人,他才写此本自传。但我读完后,却发现这本自传与其他人的旁观并无大的差别。和一切畅销的传记一样,这本同样难逃励志习气。姚明回望自己打青年队、CBA、NBA的历程其实和报纸电视所宣扬的并无多大区别,也许他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不过这样的感受很多记者也替他感受出来了,因为最后出来的道理非常简单——“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非常应验,在很多场合也不应验。新近被NBA淘汰下来的刘炜、巴特尔一样勤奋,能到NBA试训也是运气,但是他们都被甩出了轨道。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2米26的身高,那么这个神话就具备深刻的教育意义,但是在你我身高只有平均1米73的情况下,意淫的味道就出来了。我寄希望矮个子刘炜最终被NBA承认,但是一样勤奋的他却被刷下来了,这使我相信姚明的成功有着某种先天性。姚志源和方凤娣这两位高个子前篮球名将的结晶,有时候真的意味着很多。另外一个可以归入到成功因素范畴里的是商业性。姚明正好处在一个机遇的际会处:他拥有令NBA惊诧的身高,和自小开始的篮球教育背景,同时,中国经济的日益发达给NBA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跨国市场。在NBA季前赛上海、北京两站赛事里,刘炜证明了他也具有对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但是他欠缺在NBA立足的身体条件,而后天技术与姚明相仿的他则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表演机会。

  在此书里,姚明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讲一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事情,比如孔子,比如发红包。这对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是信息重复。但这本身是一种权力,或称资格。姚明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身份就是在代表中国,他在向一些美国好奇者阐述中国的事情,颇类似于李安在拍《卧虎藏龙》。这一定程度上使我坚信姚明在美国的价值正好体现在他的中国性上。同时,自传也在体现着姚明体验美国文化的一面,这样,姚明的光彩一定程度上又要通过“中美文化交流”六个字来体现——这有点本末倒置。

  在状元秀、季后赛、全明星等一系列的光环冲击下,很多人在辨别姚明时出现了某种过分的情绪。这样的一个姚明虽然有着自己的努力背景,但同时他也有很多别的中国人不具备的机缘条件,这使我明白,一个姚明的梦很难就是大众的梦。真正的力量庞大的实践也许是刘翔,他突破了田径圈约定俗成的人种规律。

  上世纪80年代需要用霍元甲式的英雄来表达人们急欲扬眉吐气的决心,那么,现在要用什么样的英雄来完成中国人的自我证明呢?选姚明的话,我投弃权票。姚明目前在NBA做得不错,但还远远没有体现出一个巨星的本源力量来,他出现在你我眼前时仍然携带着很多泡沫。

  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本操之过急的自传。

------------

周而复:刀割自己方觉痛

------------

  周而复:刀割自己方觉痛

  以论带史的思维方式只是让他写出了部分历史真实

  □书评人陈远

  我的两位朋友,结婚多年,双方都视我为亲密朋友,一有矛盾,便找我诉苦。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也没有,只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根据我的了解,这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乐此不疲。他们向我诉说对方的过错,不知情的人听了会觉得他们所说的另一方简直十恶不赦。但是我可以保证,那两个人都是心地善良之人,并且都不善撒谎。但是他们在叙述对方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事件过滤掉了。从他们那里,我觉得,要看透一个事件,应该有多方的举证,才能得到真相,否则,只能是片面之词。

  曾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已故作家周而复,在长达一百万言的《往事回首录》中,将自己长达七十年的人生经历,自觉地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里,这样的视角,不算独特,但是对研究现当代史来说,却是有价值的。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曾经集中采访了三十多位现当代文化名人的后裔,通过他们的叙述,展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根据我的体会,只有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这个大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解释他们的命运。

  周而复出生于1914年,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左联作家的背景,加上后来从政的经历,让他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不同阶段参与许多重要事件,他的回忆录,无疑可以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线索。不过,周而复并非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事件全盘收录,而是有所取舍。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跟我的那两位朋友诉说双方错误的情况可以有个比照:可能一点虚假都没有,但却不是完全真实。所以读这本回忆录,应该和其他一些文献或者当事人的回忆录一起参照阅读。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历者,周而复也认为是“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过,他认为应当为这场运动承担责任的,是康生。

  周而复所透露的情绪,也只是对于当时政策的认同以及从这种认同感中获得的欢欣。这种认同和欢欣,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也是有保留的,因为这种认同和欢欣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和个人情绪。在叙述到单纯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感受和情绪才逐渐流露出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章节里面,周而复叙述了自己在1954年被免去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周而复和潘汉年以及当时华东局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刘人寿之间的一些恩怨。文章最初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之时,曾经有当时的当事人发表文章指出周而复的记忆有误。不过,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回忆起来当然也会有不同,若是事实大致一致,那么其间所流露的,也就是当事人不同的感受吧。

  到了叙述文革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情绪更进一步地流露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周而复失去自由长达七年,《上海的早晨》在一夕之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这七年的不满、愤恨,在他的问题获得平反之后彻底地流露出来。不过,这种不满依然是只停留在个人的情绪上,历尽劫波之后的周而复,并没有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的灾难以及个人的命运多舛。在文革中曾经失去尊严的周而复在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显然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为当时曾经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们去考虑,对于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一些虽然不算是无辜的人们,也缺少必要的同情和了解。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不过是刀子割到了自己的身上,才感觉到了痛。他在恢复党组生活并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在《文汇报》上撰文《“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气愤地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对曾经在文革中支持《上海的早晨》的桑伟川的误判,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法官“不肯自己主动老老实实坦率承认错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错误,其实并不该完全由具体的法院和法官来承担。我们不应该回避历史,也不能推卸个人在历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同样不应该把时代的错误全部推卸到个人的身上。《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被平反之后,周而复建议新华社撰写专门文章陈述真相,之后全国各大报刊转载。

  周而复撰写这部长达百万言的回忆录,是打算当做信史来写的。对于历史,他其实看得相当清楚,在书中他曾经写道:“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由于地位、权势、立场、观点不同,常常是是非颠倒,故当代人写的当代历史,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不大可靠,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并且发出感叹:“信史,难矣哉!”然而,周而复笔下的历史,依然没有成为他自己期待的信史,因为他的思维依然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以论带史的思维方式,只是让他写出了部分的真实。

------------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1)

------------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

  《时刻准备着》

  作者:朱军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冯俊杰

  看过一个人的电视节目,再去看一个人的文字,感觉是大不同。虽然写书跟主持一样煽情,但文字说的都是朱军自己,能够帮助你理解,在著名的“艺术人生”后面,一个主持人是怀揣着什么想法和阅历背景来和嘉宾进行沟通的;他为什么次次节目都逃不脱温情的一哭。

  朱军走不出自己的人生背景。相对单调而又传统的教育成长经历,基本上使他的主持风格非常像一本杂志,这本杂志我一提估计大家就能够猜测到,没错,是《读者》,温情脉脉,隽永而柔和。平缓里面隐藏着情感的力量,也不乏一些机智与俏皮。如同《读者》一样,“艺术人生”的成功,有同样显著的标志——眼泪。

  就好像《读者》因为一个细腻的主编彭长城而使人常常掉眼泪,“艺术人生”因为是朱军时代的“艺术人生”,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社会文艺的顶尖人物,一个个亲自上台哭鼻子去。

  但是它们都成功了,这本书无疑是朱军为自己的成功做的一个大的交代。当观众评价他是“端”着,就是以煽情为目的的时候,朱军承认:我是部队大院长大,当兵多年,然后再进部队文工团当报幕员,最后才进中央电视台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正经样,想改也改不了啊!

  看了书,再去回顾在采访《无间道》两位影帝时失去水准的朱军(《读者》也曾被骂成伪温情),我们也就可以最深刻理解,中国电视节目为什么大模样不错,却在某些地方叫人觉得发挥失常。那是因为评价的标准在那一刻变了。

  在这样一个大电视节目制作氛围里,日渐精明的观众,不光是买情感亮点的账。

  对比港台,观众还想看到对人生智慧的挖掘,比如凤凰卫视,就能做出有力度的,能够牵引出名人其他角度的面貌的节目。观众不单要看到温情,还要看到锋芒;不单要看到那些人物在一些高明和光明的细节上的美化,还要看到不高明不光明的挖掘,而不是所有的苦难与辛酸、复杂最后都成为温情的一哭,安全又不伤害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否则,始终是美妙的乐章,动人的讲述,不成了精神颁奖大会?

  当然,这对一个“没办法就是正经的主持人”是苛求。中央电视台的风格,也决定了这个天然的缺陷,不管是大叙事小叙事、大节目小节目,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它要的人。符合那样的标准的再出镜。能够成功的,就是那其中不会出格的一个。形式可以创新,风格总是统一。

  不正经点地让节目出彩,很难。这也决定了,因为“艺术人生”才突出的朱军、才诞生的这样一本小自传的书,只能解释,不能有改变。

  一个带着奔赴电视圣地梦想的年轻人,功成名就,永远打着中央电视台的痕迹:那不可遏止的感情与正经。

  李岚清新书助力经典音乐普及

  □记者李多钰张璐诗涂志刚

  李岚清,1932年5月生,江苏镇江人。1952年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大学文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李岚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九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分管我国教育、科技、文化、财税、经济、内外贸易等方面工作多年。

  关于新书《音乐笔谈》

  记者:完成《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这样一本具有专业深度的书,显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您在繁忙的公务中,是怎样安排您的音乐生活和写作的?还有您听音乐的经历是怎样的?音乐对您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李岚清:我想许多人都有其业余爱好,我也不例外。而我的爱好则是属于广而不精的类型,音乐是其中之一。

  由于环境的影响,我从少年时代就培养了这种爱好。那个时代似乎有一种观念,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文化艺术修养总感到好像缺了一些什么似的。我对音乐发生兴趣,首先是从对音乐家发生兴趣开始的。

  少年时代,我在课本上看到了贝多芬和盲女的故事,由于好奇,就想了解这位音乐家和他的音乐。之后我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其他音乐家的名字,也出于同样的好奇心,对他们的了解也就逐步增加,听的音乐也多了一些。我对音乐发生更大的兴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到前苏联实习的时期。当时前苏联有很浓厚的音乐氛围,是全世界音乐的重要中心之一。中国当时还没电视,而前苏联的电视、广播都在播放经典音乐,我们一边看书写作一边听音乐,觉得前苏联歌曲、音乐很美。当时我们的生活补贴费虽不高,但还是省下钱来买了电唱机和一些唱片。从那时起,我就常有一种边听轻轻的音乐边思考、看书、写作的习惯,我感到这样不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反而能提高效率。不过我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经典音乐,我不了解摇滚音乐是否也有这样的效果。

  从我一生的体会来讲,音乐给我美的享受,还能启发人的智慧,增加我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可以举个例子,1995年全国大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许多田地龟裂无法播种,一些地方组织抗旱用抽水机大水漫灌。我突然想到,我们对灌溉长期以来有个认识上的误区,要改变“灌溉就是浇地”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树立“灌溉是浇农作物”的节水灌溉的新理念,因而想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行走式节水灌溉”的措施,当晚睡不着,我自己画了示意图,写出它的好处和用法,形象思维出来了——我想这或许是音乐使我的思维产生的创意和多样化吧。

  还有就是1994年在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民办教师转正的问题上,也是音乐启发帮助了我。当时我让很多人看天津电影制片厂以民办教师为主题拍的一部十分感人的片子《凤凰琴》,看过后我问他们“看哭了吗”,他们说“哭了”,我说那民办教师转正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2)

------------

  有人认为听音乐、学音乐没时间。我要说,音乐能给予我们的,跟我们花去听音乐的时间是不可比的!说到音乐对人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他们五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专门学音乐出身的,但都成为当时的大作曲家,他们对我很有影响——只要有意志,锲而不舍地努力,就能取得成功——我认为正确的事,再困难,我也要坚持不懈地去克服它,把它做成。写这本书,也可以说多少受到他们这种精神的一些影响吧。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经典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工作一直很关注和关心,而您在书中特别提到要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普及经典音乐,为什么特别强调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对象?

  李岚清:优秀的音乐能激发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热情,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能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能有助于开发人们的创意思维,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分管教育文化工作时大力推广美育,提倡音乐教育的原因。之所以要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普及欧洲经典音乐,是因为学习欧洲经典音乐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如果我说现在要向广大工农群众推广这种音乐,是不现实的。还有当今的大学生大都没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要补课,我希望他们对这本书能读得进去,能引起对音乐的兴趣,我就很高兴了。

  我分管教育时提出要恢复音乐课,而且我的意见:中小学要有音乐课,高中、大学要有音乐欣赏课,还应当算学分。当时有人说缺少这方面的老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音像技术那么发达,把好的音乐课件做成光盘不就行了吗?

  《音乐笔谈》的创作和音乐家选择

  记者:您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多长时间?选入书中的音乐家,您是否有选择的标准?

  李岚清:我从1995年国家大力推行全面素质教育开始,就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我从收集整理资料,阅读大量的音乐书籍,结合工作和人生体验,写了音乐笔记和音乐感想,到现在成书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八年多时间。我收集的资料有几箱子,书中介绍了五十位音乐家的经历,“札记”是根据我多年感受写成,里面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书中五十位音乐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音乐家,除了音乐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很有天分和顽强学习的精神。我在书里特别注意挖掘音乐家之间的关系、大师间的友情,比如我从舒曼与勃拉姆斯的故事中看到了跟中国人一样的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舒曼的寿命很短,去世以前又疯了,由于他大力推介过勃拉姆斯,他死后,勃拉姆斯一直照顾他的遗孀克拉拉,跟克拉拉保持了非恋情的亲密友谊,使这位女钢琴家能致力于诠释和推广舒曼的音乐作品。

  我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它的普及性,目的是引起现在的知识分子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对欧洲经典音乐的兴趣。我写作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尽量注意到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和信息性。同时,当我在写这些音乐家传略部分时,想告诉读者:这些大师们的成才,除了他们的天分、家庭背景和环境外,他们都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们大都以音乐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最高使命,有的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为音乐而来到这个人间的。我还尽量挖掘这些大师之间的友情,展现那个时代大师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与我国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友情关系有某些相近之处。我历来倡导文人相亲的理念,主张把学术观点的讨论和文艺批评同文人相轻的人身攻击严格区别开来,目的是营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氛围。

  言归正传,我写这本书,还想让读者了解欧洲经典音乐历史的发展,我特别注重史实性——查资料时看了许多书,有不少是传说虚构的、演义性的。我也注意了取舍的原则。这方面的书籍浩瀚如海,我按我的思路浓缩了,想让读者读了以后,对三百年欧洲经典音乐的发展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我对选择作品选介中的音乐有三点要求:一是好听,但不一定是代表音乐家的最高水平的作品——因为有些代表音乐家最高水平的作品,可能一般人听不懂;二是在光盘中一定有音乐家、曲名和简介。现在的音乐会、CD或者VCD,都有一个问题,一场演下来,一般观众听得毫无头绪。要普及,就少不了对作品进行简介,这样才能加深听众的印象;三是挑选的乐曲要能让读者感受到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音乐的发展和区别。

  记者:这本书的开头印有您在1999年写的《蓓蕾之歌》,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过程吗?

  李岚清: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动机,想给教师和环保写一首歌,并把两者结合起来。首先我在钢琴上找出了它的旋律,同时构思了歌词,就写出了这么一首歌曲。原来的名字叫《园丁之歌》,但后来感到体现环保的意思不够,才改成《蓓蕾之歌》。1999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为了推广艺术歌曲,在举行的音乐会上曾演奏了这首歌曲。但当时我要求保密,没有公开我这个作者的名字。到了写《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时候,我谈过我写过这首歌,同志们都让我公开它。这首歌谈不上什么水平,但表达了我对教师的尊重,对环保的关心。我写这首歌曲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简短易唱。为什么俄罗斯歌曲那么受欢迎?它们不少都有个特点——歌词有诗意,旋律优美而简短易唱。我国历来也有这种现象:大作只能表演,短小的歌曲才能普及。

  记者:作为一位忠实的音乐爱好者,您有哪些偏爱的音乐家和作品?

  李岚清:三百多年来这方面的大师太多了,本书介绍的只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当然都是我所尊敬和喜爱的。如果您一定要我说出我的最爱,我想可以这样回答:就古典主义音乐来说,莫扎特和贝多芬在我心目中是最神圣的。如果用我国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来比喻,似乎可以称莫扎特为乐仙,贝多芬为乐圣。他们的音乐深邃而优美,使人震撼又给人以欢乐。我最喜欢的他们的作品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浪漫主义时代也有许多我十分喜爱的作曲家和音乐,例如舒伯特的《鳟鱼》等艺术歌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肖邦的《G小调第一钢琴叙事曲》、舒曼的《梦幻曲》、约翰·施特劳斯的多首圆舞曲、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柴科夫斯基的多首芭蕾舞剧音乐等等。还有一些本书未介绍的音乐作品我也很爱听。说到指挥家,马勒和伯恩斯坦两位是作曲家兼指挥家,他们有自己的作曲理念和风格,但他们指挥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时,总是尊重原作,并忠实地加以诠释。伯恩斯坦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他与听众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毕生为在美国青少年中普及交响音乐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乐团,我很难说哪个是我的最爱。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国也能出现世界级的一流乐团和指挥家。

  记者:听说有些听过您弹钢琴的人说您钢琴弹得好,您是什么时候学的,怎样学的?

------------

朱军为啥喜欢温情的一哭(3)

------------

  李岚清:我爱好音乐,但是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习过音乐。过去有人听过我弹钢琴,说我会弹钢琴。而我一再声明,我爱弹琴,但不会弹琴。这并不是谦虚。因为我没有跟老师学过琴。在少年时代,我的舅父有过一架破钢琴,他也不是学音乐的,他是抗战前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他会弹钢琴,小提琴拉得更好。好像那时在洋学堂学习的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少人在文艺方面都有两下子。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我外祖父家里,很爱听我舅父弹琴、拉琴,大多是外国歌曲,觉得很好听。他也曾教我弹琴。可是他只叫我练指法,还规定开始决不许弹乐曲。练了一段后,我实在感到枯燥无味,于是就放弃指法练习而弹起曲子来。从此我的钢琴课也就终结了,开始了我瞎弹的阶段。上了大学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都没有机会再接触过钢琴。直到1983年初我调到天津工作后,发现我的住所旁边的干部俱乐部里有一架钢琴,没有人弹,我很高兴,假日一有空我就去“乱弹琴”,自得其乐。长期以来我就有一个愿望,一旦经济条件许可,我首先要买一架钢琴。由于我国钢琴工业的迅速发展,后来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在十几年前,钢琴还很不普及,所以非音乐工作者听过我弹琴的,就说我会弹琴。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只要学过几年琴的孩子,都能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爱弹而不会弹琴。

  记者:我们看到书的封面有个印章,上面是您亲自刻的“爱乐”二字。您平时对篆刻也有研究吗?

  李岚清:我没有学过篆刻,更谈不上有研究。只是在中学劳作课的时候,我刻过图章,买几块石头和一把修脚刀,无师自学,刻完就磨掉,磨平后再刻,有时也有一点成就感。从上大学到退休基本上未再刻过。

  前几年去杭州西泠印社参观,他们给我介绍篆刻大师的作品,我感到很有意思,我想起小时候也刻过,将来退休以后不知尚能刻否?退下来以后,去年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要我给他们写几个字。我想试刻一方印送他们作为纪念吧,于是就动手刻起来。好坏是另一回事——竟然还勉强可以,手还不抖,脑子掌握的精密度还行。此后,茶余饭后又多了一种自娱的爱好。我的篆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不成体统,自娱而已。”这次写这本书,除了“爱乐”外,我还给贝多芬和莫扎特分别刻了印。当中也有故事。贝多芬是乐圣——这是李叔同“封”的。李叔同不但精于音乐,也是一位篆刻大师。后来他出家成了弘一大师。我觉得你弘一大师既然给人家封了乐圣,似乎也该给人家刻个图章作为授尊之证啊,但他未刻。因此我就斗胆代劳,刻了一枚“贝多芬”。“多”与“芬”之间有个斜形空隙,不好看,我把“芬”的草字头故意刻斜了,寓意由低到高的6个音阶。“莫扎特”这三个字正好可以用音符和琴键来勾画,以示他生来就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来到人间。我未学过篆刻,刻得不好,自娱而已。

  记者:据我们了解,国家领导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喜欢写书法、画中国画、写中国诗词的似乎多一些,像您这样热爱西方经典音乐的多吗?你同他们有怎样的交流?有哪些知音吗?

  李岚清:喜欢音乐的领导人还是很多的,像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就很爱好音乐啊。我们也多次在一起听过音乐会,同音乐家等文艺家一起联欢。我听音乐会也常见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去听音乐。我的音乐家朋友很多,有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和理论家、歌唱家。有时我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假日在一起联欢。他们把我当做朋友、他们中的一员和知音,并不感到我是他们的领导。这一点我很高兴。

  记者:《音乐笔谈》一书出版,海内外有人称之为中国领导人写作的第一本非职务性作品,您认为对吗?

  李岚清:到底这一本书是不是非职务的书呢?从我是一个非音乐工作者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从我多年分管教育、文化工作和音乐爱好者角度上说,我把我多年来学习音乐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普及性的音乐读物,与大家来共享,也勉强可以说是职业性的书籍,是吧?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您在书封面标明了内容是“欧洲经典音乐部分”,但书中介绍的50位音乐家中,也有少数是美国音乐家,如麦克道威尔、格什温、伯恩斯坦,您是怎样考虑的?您有打算以后继续其他音乐部分的写作吗?

  李岚清:本书介绍的音乐家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音乐。欧洲长期以来是世界经典音乐的中心,是西方音乐的发源地。这本书介绍的音乐家亦主要在欧洲。至于没有介绍今天仍然在世的音乐家的原因,我在自序中提到,经典音乐首先必须是“久盛不衰,百听不厌”,就是说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代音乐也有许多精品,但能否久盛不衰,百听不厌,能否最终成为经典,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由后人去评说。

  为什么没有叫“西方经典音乐部分”,也没有叫“欧美经典音乐部分”,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考虑:在欧洲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西欧曾长期是经典音乐的中心。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捷克、挪威等其他欧洲国家的音乐文化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苏联的音乐成就更加突出,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经典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出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大音乐家,使前苏联音乐特别是俄罗斯经典音乐在世界乐坛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逐步成为西方音乐的另一个中心,也可谓出现了音乐的另一个新大陆。但活跃在美国乐坛的大师,如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大都来自欧洲,甚至出生于美国的麦克道威尔、格什温、伯恩斯坦等人,也都是欧洲移民的后代。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书中介绍的少数几位美国音乐家,即使是出生在美国,他们的音乐活动及音乐创作,基本上还属于欧洲音乐的范畴。

  现在没有打算写其他方面的音乐书。我并不认为中国只需要西方的东西,但中国音乐方面不是我的强项,我希望以后有人写中国民族音乐的书。流行音乐、通俗音乐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快节奏,就很适合这个时代;再就是简单,容易听得懂,容易唱。而流行音乐本身就有很大的推广力度,用不着我们去做这项工作了。

  记者:您写这本书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写这样一本书需要收集研究大量资料,花费很长时间,您当时还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一定很紧张。您能告诉我们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吗?

  李岚清:前面已经说过,我考虑写这本书的时间很长了,准备工作是在1995年开始的。当时我在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中央决定全面实行素质教育,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那时我看了不少关于美育的书。美育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过程,然而如果没有专门的美育课程也是不行的。

  蔡元培先生就曾认为,学校的美育教育中音乐和美术教育尤为重要。而当时我们有些学校连音乐课都没有。我在坚持在学校设立和恢复音乐课的同时,建议对过去培养的知识分子补上音乐这一课。我积极推动艺术歌曲和交响乐普及都是这个目的。同时我也考虑,普及音乐教育首先还要引起大家对音乐的兴趣。在这方面我国音乐工作者写了许多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不少书由于专业性较强,一般人不易看懂。于是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从一个非音乐专业的音乐爱好者的角度,写一本大家能看得懂又能引起音乐兴趣的书。当然,在工作岗位时因工作忙,我不可能开始正式写作,但我已开始注意收集资料,有空时就整理学习,写作一些片段,并让秘书同志打印保存起来,还起了一个名字叫“音乐笔记”。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在国务院第二个任期我不但仍分管教育,还分管文化,因此收集资料也比其他人容易许多,特别是驻外使馆的同志帮了不少忙,日积月累,收集整理的资料就有几大箱,有关图片就有上万张,只是因为有些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书中选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在写完《教育访谈录》以后,就集中精力动手写作。我本来想继续用“音乐笔记”这个书名。有一次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书籍资料时,发现此名已经有人使用,故决定改用“音乐笔谈”。

  记者:您的书中“札记”部分写得非常精彩,是怎样写的?

  李岚清:我多年来有个习惯,有时灵感来了,如有时间,就马上写下来;如没有时间,我就把题目(提示、提纲)记下来,把有关资料保存起来,等以后有空时再写。“札记”也是这样,48篇“札记”,我几乎是一口气成文的。写作时文思不断涌现,我并没有感到写作有什么困难。有时写得虽不能说废寝,但忘食则常有之。我夫人常常催我吃饭,但一段没有写完时,怕思路中断,不肯搁笔,往往也耽误了家人吃饭的时间。

------------

昆德拉:以中欧为写作语境

------------

  昆德拉:以中欧为写作语境

  □潘小松

  1989年夏季号的《当代小说评论》(TheReviewofContemporaryFiction)刊登过路易斯·奥本海默(L.Oppenheim)采访昆德拉的文字。访谈的开头,采访人就提到《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对传统采访方式的谴责。米兰·昆德拉对访谈发表前不经被访人过目表示不满。他认为对话双方在给与取的过程中是在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互真诚地交流思想。“现在媒体上出现的访谈只是大概记录被访人说的东西。假如不引用原话,(访谈)就不那么严肃……”昆德拉认为一切精确的东西都是在这种大概的记录里丢失的。有一次他发现登出来的不只是不精确的东西,干脆就不是他的想法,跑去抗议。人家对他说:记者引的是你的原话啊。“我于是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作家的话一旦被记者引用,他就不再是话的主人。他不再有所说过话的版权。这当然叫人不能接受。”昆德拉后来的做法是:发表前要过目,然后注明“版权所有”。

  奥本海默的采访内容很充实,只是因为版权问题不能全文翻译,我这里只能以读者的身份叙述一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故事大都取材于捷克斯洛伐克,《小说的艺术》里诸多理论问题也往往涉及中欧的概念。在奥本海默看来,中欧对昆德拉来说很重要。昆德拉自己觉得谈中欧这个题目太大,他把范围缩小到小说领域。昆德拉认为中欧有四位伟大的小说家:卡夫卡、布洛赫(Broch)、穆齐尔(Musil)和贡布罗维奇(Gombrowicz)。“自普鲁斯特以来,小说史上看不见有谁(比他们)更重要。不了解他们,就无从了解现代小说。”这些小说家是现代派,在探索新形式,“但他们并没有先锋派的意识形态(对进步与革命的信念之类)”。卡夫卡们从来不言巨变的必要,也不认为小说的形式用尽了。“他们只想急剧地拓展小说的形式。”这些作家在美国不太走红,因为美国有自己的明星,海明威、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

  昆德拉并不承认这些作家对自己的影响:“影响我?不,话得这么说:我与他们在同一片审美的屋檐下生活。不在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屋檐下,不在海明威的屋檐下(尽管我很崇拜他)。我讲的这些作家们相互之间也不影响。他们甚至相互不喜欢。布洛赫对穆齐尔批评得很尖刻,穆齐尔讲布洛赫的话很难听,贡布罗维奇不喜欢卡夫卡,更从不提起布洛赫或穆齐尔。另三位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贡为何许人也。或许如果他们知道我把他们放到一起会大怒呢。也许放对了呢也未可知。我发明这个明星俱乐部只是为了能在头上看见一片屋檐。”

  关于斯拉夫文化,米兰·昆德拉给奥本海默的答复是:斯拉夫在语言上有同一性。但是,并不存在斯拉夫文化上的同一性。斯拉夫文学并不存在。“假如我的书处于斯拉夫语境,我就自己也认不出来了。这种语境是人为的、虚假的。更精确一点讲,中欧语境是我作品的语境。”在昆德拉看来,即便是中欧语境之类也对把握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帮助不大。他不断强调:唯一能揭示小说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是“欧洲小说历史的语境”。奥本海默:“你不断讲欧洲小说,是不是说在你眼里美国小说总的来讲不那么重要?”昆德拉:“你提这个问题很好。我也很费神,找不到恰当的词。假如我说西方小说,人家会说我忘了俄罗斯小说;假如我说世界小说,则又掩盖了如下事实:我讲的小说只是历史上与欧洲关联的小说。所以我说欧洲小说。”昆德拉的欧洲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精神所指;这就包含了美国和以色列:“我所谓欧洲小说指从塞万提斯到福克纳的(小说)历史。”

  奥本海默突然想起昆德拉列举的对小说发展史意义重大的作家没有一个是女性作家:“你的文章和访谈里从不提及女性作家。能解释一下吗?”昆德拉:“小说里的性别让人感兴趣,作者的性别则不一定让人感兴趣。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双性的(Bisexual)。也就是说它们既表达女性的世界观,也表达男性的世界观。作家作为肉身的人的性别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米兰·昆德拉所有的小说生动地记录了他在捷克的生活经历。当被问及是否想写另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东西(比如他熟悉的法国)时,他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30岁以后开始的创作生涯大半在法国度过,与法国的关系“比一般认为的更紧密”。

  关于《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自认为那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者的忏悔录”。他更喜欢听艺术的实践者谈论艺术。《小说的艺术》的美国版编辑曾经考虑用书的结尾部分“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作标题,昆德拉却因为个人的一段写作经历用了《小说的艺术》。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捷克小说家万库拉(VladislavVancura)的书,书名就叫《小说的艺术》。虽然书写得“不成熟”,“但我想保留过去的一段岁月记忆”。

  在结束奥本海默的采访时,米兰·昆德拉留给读者的话是:“到30岁我才开始写作,写了许多东西……我的写作是多方面的。我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和风格,在寻找自我。第一部小说《玩笑》(写于1959年)写完后,我就确定找到了自我。我成了一名散文体作家,一名小说家。别的什么也不是。”

------------

流亡者冷漠回归

------------

  流亡者冷漠回归

  《无知》

  作者:米兰·昆德拉

  译者:许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

  定价:15.00元

  □书评人成林

  在昆德拉笔下,似乎不会有丑女人、老女人,而只有两种女人:美已经被发现的女人和美尚未被开掘的女人。昆德拉似乎确信,每个女人,每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女人,只要有合适的手去召唤,都会焕发出美的光泽。《无知》里的伊莱娜就是这样,四十来岁,涌动着热力和潜能,在世界灰暗的背景下展示迷人的身姿。有人说这表明昆德拉有恋母情结。在《无知》的结尾,女婿身份的古斯塔夫和岳母、伊莱娜的母亲发生了乱伦之爱,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无知》抒写了两个回归者的故事。伊莱娜和约瑟夫,在离开故国二十年后回到祖国捷克,这时捷克的原有政权解体了,社会重新回到私有化的轨道。二十年的隔离,捷克和他们还有什么关系呢?几乎什么关系都没有,除了二十年前那些不堪的回忆。一个有趣的细节揭示了他们和旧友亲朋的隔膜:伊莱娜在一个餐馆里准备了十二瓶波尔多葡萄酒招待她的昔日好友,但这些老女人却坚持要喝啤酒,没有人理睬她的葡萄酒。葡萄酒、啤酒的对立恰恰象征了两种身份认同的区分。她们不断讲述过去的事情,试图把伊莱娜纳入她们熟悉的生活轨道,没有人关心她在法国的生活现状。迎接回归者的只有失落、隔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在别处。昆德拉描述了长期的隔离产生的严酷后果,这一发现类似于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对亲人之间的关系的揭发。

  流亡是20世纪文学中一个异常有趣的现象,流亡者中诞生了20世纪数量最大、成就颇巨的一个作家群体:流亡作家群体。昆德拉本人就是流亡者之一,如果没有对于流亡的深刻体验,在刻画流亡者的心态时就不可能有发言权。流亡者既不属于故国,也不被他们的居留国所认同,他们是无所归依的陌生人,是彻底孤立的个体。这两个流亡者在机场相遇了,女人记起来男人是她以前钟情的一个人,而男人则压根儿想不起女人是谁。面对同样无所归依的处境,他们躺到一起,体验最高潮的性生活。当社会性的认同无法获得时,他们只好向自身内部寻求。人就是这样可怜的玩意儿,不是么?

  昆德拉酷爱写性。托尔斯泰在小说里的矛盾无法解决时,会诉诸基督教;而昆德拉则诉诸做爱,做爱似乎是昆德拉的宗教。每当小说无法收束的时候,昆德拉总是用做爱来解决。在《无知》里,昆德拉沿用了他一向注重小说的节奏感、音乐感的做法,53个小节舒缓有致,最高潮便是两对性爱的同时展开:伊莱娜和约瑟夫的,古斯塔夫和伊莱娜母亲的。前者是两个回归而无法回归者的相互抚慰,后者则是外来投资者与本地居民的文化交流。

  昆德拉开创了一种“分析小说”的传统。在他那里,小说不再是直线、单一、平面的,而是回旋、褶皱的,被理性分析不断干预。《无知》可以看做一部探讨“回归”这个词的论文。小说里不仅有伊莱娜和约瑟夫回归的现实,还穿插了《奥德赛》里尤利西斯的回归、作曲家勋伯格的流亡、冰岛诗人遗体之争的故事,都集中指向“回归”的主题。与《奥德赛》对“回归”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不同,《无知》是对“回归”的反写,对“爱国”这一宏大叙事的消解。在9万多字的篇幅里如此娴熟地裁剪横跨三四十年、涉及十几个人的故事,同时在纵深层面作有力的开拓,尚存人世的作家里已经没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腕力了。

  对米兰·昆德拉的强暴

  □卡尔文

  最近看到摆在热卖地段的新版昆德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月—2004年8月),封页着实美观,纸质优良,版式与字体也都很得当。现在唯一忧虑的是译文的质量与之前译本的差异。我打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译者许钧),仔细阅读。那些似是而非的译文的确有些蹩脚,不过没看过原文,无法确定优劣。况且,我并不苟同于时下那些反对许钧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书名作了改动的声浪,相反,我倒看出许均在书名上的改动使得表达更加准确与自然(更加符合原作的本意),由此而体会到译者至少在这一问题上经过了深思,其不苟同权威的勇气也令人激赏。

  翻开第四页,我不禁有些惊讶:译文出现了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段韩少功先生的译文: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

  再来看看这位许钧新版的译文: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巴门尼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他把对立的一极视为正极(明、热、薄、在),另一极视为负极。这种正负之极的区分在我们看来可能显得幼稚简单。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何为正,是重还是轻?……”

  请注意最后一句,很明显,韩少功的翻译:“至少……”是准确的,而许氏版本竟然变成“除了……”,这不是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一个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杜绝个人的语言习惯),也不是依据版本不同所能造成的差异;很遗憾,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印刷上的或者翻译上的。

  我感到遗憾之余,迅速翻开《被背叛的遗嘱》(译者余中先)。我之所以接下来打开这本书是因为这本貌似随笔性的书思索线条非常明晰,其本身便在翻译上对译者构成天然的限制。

  它已有着令人百看不厌的出色译本,翻译者孟湄。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孟湄所作的译文:“……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理解和为小说的形式不带来任何变化,一个个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费,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重复的精心设计与顺畅的节奏相结合,使得叙述的形式与内容充分融合为血与肉的关系。而译文正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这一关系,使我们非常清晰地把握住作品的思路与表达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新版余中先先生的译文:“……今天绝大部分的小说创作都是在小说史之外的作品:忏悔小说、报道小说、付账小说、自传小说、秘闻小说、揭内幕小说、政治课小说、末日丈夫小说、末日父亲小说、末日母亲小说、破贞操小说、分娩小说,没完没了的各类小说,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为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的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可一读,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货色。”

  这位余先生竟能在弹指之间将一支乐曲的美剥得精光,却又洋洋洒洒不动声色地从头翻到尾。我想请问余先生,什么叫做“付账小说”、“末日丈夫”、“末日父亲”、“末日母亲”?有哪个疯子能理解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

  我浏览了一下:这一系列到目前为止囊括了昆德拉的13部作品,都注明“作者指定,独家授权,依据原版”的字样。我得插一句:这些字词仅仅起到简单的信息传达的作用,完全没有任何学术定位意义上的价值,而人们总是习惯于误解:依据原版便是好,作者指定则更佳。事实上,是否依据原版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相对于译者的综合素质优秀与否的问题来说简直不值一提;至于说“作者指定”的含义,除了表明具有合法性的信息之外则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昆德拉本人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评估中文译本的优劣,而有此资格的人只有中文读者。不是吗?

  昆德拉:“噢!诸位翻译先生,不要把我们鸡奸吧!”(《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

------------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

------------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

  □记者术术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描写了两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漂泊者,在世界各地为生计在电影里跑龙套、赌钱碰运气输光了路费、卷进人贩子团伙等一系列离奇经历……

  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

  记者: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连载之后,你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吗?大致是些什么?

  徐星:打电话来要书的很多,说是外面买不到,可又等不及连载完。我问过出版商,估计最近几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们的评价很高,说是这么文学的东西,多年来很难看到,这大概是朋友们捧我的场吧。

  记者:在这之前你有多少年没有发表小说?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写东西?

  徐星:我大概有十多年没发表过小说,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我从不会主动去发表东西。人家可以说你爱写不写,但我也可以说,你爱出不出,我从来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出版的压力,因为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是专业作家,要是从作品数量的角度说,我大概连业余都算不上吧。

  记者:这部小说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复出,你是不是打算开始新一轮写作?

  徐星:我不敢说,因为在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记者:我听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你根据80年代的一个中篇扩写而成的,为什么要将一部中篇扩写为长篇,而不是重写一个新东西?

  徐星:不是一个扩充,是一个继续。1989年写完第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没写完,因为它本来的计划是个长一点儿的故事。

  记者: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风格变化不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新长篇小说仍然是你以前小说的一个延续?

  徐星:这部小说成熟多了,语言表达也聪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记者:你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采取的反讽态度更加犀利,你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老了。激愤少了,白眼多了,演戏的冲动少了,做挑剔观众看戏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记者:《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

  《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

  《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写什么。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激烈冲突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记者:《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看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记者: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

  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记者:文学界把你归入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记者: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

  也许徐星只是在怀旧

  □书评人吴慧

  那本自书架最高层抽出的书,久未翻阅,积满灰尘。打开目录时,所有不知名的细屑在炽烈阳光下急剧飞舞。

  《新小说在1985》(吴亮、程德培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定价:3.85元),暗色封皮,装帧简单,纸张因为年代关系开始泛出哑黄,变得薄脆。

  我在目录中急速搜寻,一眼就看见《无主题变奏》,一排小说题目里,第四个。在此之前,我对徐星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无所知——虽然我曾一度紧追刘索拉。追着刘索拉也只不过是因为她是个读起来显得比较特别的女人,或许可供当年的未成年少女仿效学习。至于如今出现在不同版本文学史上的“刘索拉和徐星先后发表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被视做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从未得知。20年前,我刚坐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学习汉语拼音,徐星好像只是一个和我同班的小男生的寻常姓名。

  我带点未知的好奇去询问身边的人。20年前,他也是握着一支钢笔在印着某个纺织厂名字的公用格子纸上一笔一画地认真誊写着自己小说的文学青年。他如遇故人般地在电话里急急问我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说,这个叫徐星的人要出新书:《剩下的都属于你》。他在电话那头叹一口气,说你一定没有看过他的《无主题变奏》,那是20年前的一股狂风,比起这个夏天更热。他于是爬高给我找来《新小说在1985》。

  在看完小说《无主题变奏》及整本《新小说在1985》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20年后徐星携新作重出江湖引来的各方关注,其间怀旧意味也许比起新作本身更加浓厚。徐星成名的80年代距离现在已如此久远,而那个年代的文学状况以现在看来又是如此充满着各类变数带来的新鲜。

  只要略微翻一翻《新小说在1985》,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何20年后徐星重新浮出水面会引来如此浓厚的怀旧感情。在小说目录开出的16个作者名单上,排列在徐星名字之前的,是韩少功;之后依次排列着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是第9个名字,紧跟其后的才是王安忆,最后一个是刘心武。在徐星四处肆意任性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的这20年里,曾在1985年与他并列甚至落于身后的那些作家,已然跻身或知名或主流的作家行列。对于当下名家的同代之人保持一样的浓厚兴趣,也不失为时下这个娱乐年代里八卦精神的极致体现。看完小说集后,我只想着,不知道当年同样名列其间的陈放、郑万隆或者叶蔚林这些人如今都在哪里?如果时下里是他们携着新作出现,那么也许和徐星出现的意义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对于徐星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评价,则当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里的事情。

  这样看待徐星和他的新作,会和徐星所追求的生活一样,比较简单和快乐。而对于那些曾经视徐星为偶像的人们来说,无疑还要沉重许多,他们不得不为20年后偶像的重出江湖担心廉颇“尚能饭否”的问题,虽然徐星本人对此也许觉得毫无意义。

  先锋文学是可爱的文学评论家送给徐星们的一个文学标签,无论他们接受与否,高兴与否。20年前已经这样,20年后同样如此。但是法国荒诞派先锋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对照着徐星这20年来随性快乐的生活,也许他会冲着这个意义,不安心地承认自己的“先锋”身份。

------------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1)

------------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

  □简洁

  最近有一本流行的书叫《细节决定成败》,小单位的头、大单位的头都很喜欢。我顺手买来读了,觉得基本立意倒是没有毛病——不,不止是没有毛病,简直是太正确了,而我这个人一向对太正确的东西总要质疑。教育背景告诉我:那些听上去或者看上去太正确的东西,十之八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一读之下,果然就露了馅儿。

  且不说作者把世间一切成败归结于细节的观点能不能站住脚,单就书末鼓吹的“大的决策和战略不需要个人决定”这个貌似正确的观点而言,就很让人生疑。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体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大家安心做好机器零件,做好哑巴奴隶,做好应声虫。——难怪,那些当头儿的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不惜动用公款批量购买,让员工人手一册。

  接着,作者在这个潜在的前提下号召大家把目光全部放到细节上,不要过问任何全局性的东西,不要质疑事物的根本前提。作者这样说的动机如果仅局限于写书、卖书赚钱,我不想多说什么,但如果另有险恶用心,我就真要为那些真心推崇这本书的读者捏一把汗了。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美国人造的汽车如何不及日本人的精致细腻,最后被日产汽车占据了市场。但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人面临制造业利润低微、人力成本高、能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严重的现实之后,主动放弃在制造业的争夺,通过战略性的技术转型,在信息技术领域抢占了全球制高点。这可不是什么细节决定胜负的问题。

  作者还喜欢用中外快餐大战中中国快餐何以落败说事。这一招还真是有些唬人,一般人就被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震住了,万幸我研究过两天洋快餐。我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快餐打不过洋快餐,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什么细节上面,而是一种强势文化及其高蹈的文化战略决定了这场战争尚未开打,就胜负已决。因为洋快餐的成功后面是整个美国文化的强势背景,洋快餐不过是美国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中一粒小小的棋子,或者一个局部战场。如果没有强大的英语文化的整体战略,没有好莱坞的全球推进,没有迪斯尼对中国孩子的潜移默化,没有美国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对都市生活塑造和浪漫情调的标准预设,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胜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回到书本身上来说,一本强调细节决定胜负的书中,却满是细节的错误与疏漏,书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等细节就不说了,引用的事例穿凿附会、胶柱鼓瑟、漏洞百出也不说,仅就尽人皆知的古希伯来谚语“上帝在细节之中”都被错引成“魔鬼在细节之中”,能把上帝和魔鬼都混淆在一起,还谈何细节?

  此外,书中引用的各种案例、数据,从不标注引文来源,使人完全无法查识真假。

  奇怪的是,作者用大量不过硬的细节来证明细节决定成败,这样一本书还能在市场上卖得那么火。这就令我产生一个困惑:细节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细节重要,这样一本粗疏的书怎么可以成功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如果细节不重要,那这本书的基本立意岂不都是错的!最后,我终于明白,根本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观念决定成败,思路决定成败。如果观念思路出了错,再怎样严谨的细节也是枉然。作者事实上用了18万字对自己在书名中提出的命题进行了证伪。

  凡事都归结到细节上,凡事也可以归结到大便上。按照作者的逻辑,我写一本《大便,决定生死》,也可以畅销,因为我只要抓住大便,不及其余,最后一定能导出大便决定生死的结论。首先不拉大便会憋死,你无法反对吧;其次,乱拉大便传染痢疾、霍乱、甲肝,都会使人致死,你不会不同意吧;再其次,大便不规律,证明肠胃有问题,肠胃有问题不治疗早晚得胃癌、直肠癌一类的病,那就死得更快,更难看,这你恐怕也无法反对吧……诸如此类,我还可以引出几百个关于大便同生死密切相关的话题,最后横竖告诉你一个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的事实:大便,决定生死。

  由此观之,畅销书是畅销书,真理是真理。如果抱着经过商人们精心策划的畅销书寻求真知灼见,那真应了《圣经》说的:富人要得救赎,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岁月与性情》:

  一本乏味的流水账

  □书评人一泓秋水

------------

《细节决定成败》:自我证伪(2)

------------

  

  在没有读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之前,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大概是世界上最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一本书,虽然我最终还是怀着一些感触看完了它。然而,在读过《岁月与性情》之后,我却惊奇地发觉,写作于21世纪的这本书几乎让我无法卒读,那些事先的期待被作者不厌其烦的絮叨消磨得一干二净,最让人疑惑的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从作者笔下流露出来之后,竟然不能让我的心为之产生丝毫震撼。这不仅与读《死屋手记》时的感觉大相径庭,而且多出了一些如同嚼蜡般的无味。从《岁月与性情》中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悲哀甚至绝望的事实:昔日的苦难和沧桑在作者的笔下已沦为琐碎往事的连缀,然后缩略为岁月河流中的细小波纹。

  从周国平的作者简介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1945年,在他二十岁刚出头时,正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7月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劳动,1970年3月到广西资源县,一直呆到1978年10月才重回北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之后步入学术圈,以《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举成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其经历不可谓不曲折,人生不可谓不坎坷,然而,这一切在书中描述出来时,只剩下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陈芝麻烂谷子,既没有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深刻和智慧,也欠缺作为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才情与隽永,有的只是一种机械的流程:一个敏感内向、早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清高、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与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来往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就是下乡、回城,再步入知识阶层,与一帮圈子里的人交往。其间经历了两次婚变,在妞妞夭折以后成为啾啾的父亲。

  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即使是卢梭,对于自己的劣迹在《忏悔录》里也多有隐瞒,在惊人的坦率之中,同时暗含着对自我的美化。人性的弱点使个人无法完全排除固有的自恋和自爱,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去苛求。对此,我相信作者认真的态度,也相信他也认真地要求自己诚实。从作者对性爱的反思上,我看到了一种成熟的观念和豁达的心态,因而我也相信作者并非以本书来作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态度:“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我。”由于这种对自我的“关切”与“超脱”,使得作者笔下的文字只是一种泛泛的记录,它无法让读者走进作者的内心,也不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历史的脉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在那些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中,作者由于有着丰富强大的内心世界,加上他的博学多才、清高自傲而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和冷静,因而得以独善其身。而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对别人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同时,也在严格地解剖自己而不是全然的辩白,更非美化、关切与超脱。抛却两者经历的差异,从对自己采取的审视立场和角度而言,两者相差何其之远!

  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的缺乏,使得《岁月与性情》充满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悠闲意味,沉重的历史再一次被不经意地背叛并丧失了其应有的警示作用。从书中流露出来的信息,只能再一次印证我们集体记忆的贫乏,表现在个体身上便是淡漠和遗忘,以及记忆力的严重衰退。这不是周国平一个人的弊症,而是群体精神被扭曲的结果。我们无法在周国平的心灵自传中透视一个民族多舛的命运和它经历的磨难,更不能从中得到振聋发聩的教训和启发;即便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心灵历程”,也不见深刻的人性剖析而只是执著和超脱,这样的一本“心灵自传”,其价值与一般明星八卦、名人逸事并无两样——遗憾的是,它却出自一位以研究尼采著称的哲学家而非其他人之手。

  在本书的序言中,周国平认为自己写自传不算太晚,而读完本书后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他早二十年或再晚二十年写自传基本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不过是一个还算成功的男人在那里反复地宣讲着自己早年的清白与脱俗,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他的自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有限度的诚实,就像一本写满了数据、枯燥乏味的流水账——仅此而已。

------------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

  想做贝蒂娜的周国平?

  □书评人萧武

  周国平出自传了。我想了想,周国平?不就是那个跟台湾刘墉差不多、整天写散文又号称哲学家的人吗?

  不看也罢。可朋友偏偏说,里面牵扯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事情,还牵扯到甘阳。

  “文化:中国与世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三个主要学术团体之一,其中大多数当事人至今仍活跃在学术思想界,在精神血统上算是我们的父辈。只可惜我们无法躬逢新启蒙之盛,只能从当事人的追忆里看个一鳞半爪。所以,去书店闲逛的时候就顺便翻了翻。

  作者自己开篇就提到,卢梭写《忏悔录》时是58岁,尼采写自传时60岁。虽然他自己澄清,提到他们并不是自以为自己的自传就跟《忏悔录》是一个档次了,而是想表明,他也快60岁了,写自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算不上过分。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心,他的题目《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到“心灵自传”,我就难免要想到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既然是心灵自传,想来跟如今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多少要有些区别的。

  即使整个90年代都在写散文,现在既然都到了写自传的时候了,多少总该讲些思想的事情吧?当然,这也是我的错觉。

  毕竟,“思想自传”与“心灵自传”该有不同之处。既然是思想,就免不了要反思,照老黑格尔的讲法,所谓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也因此,思想自传总会写得像是哲学作品,而不像文学作品。

  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周国平成长在建国后,1978年后考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中间参加了80年代的文化热,还是当时的台前演员之一,写过轰动一时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其实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了,1990年以来,这类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录遍地都是,故事也都大致相同,根本用不着哲学家去写。

  到了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时之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许多曾经的精神战士都只好改行写“学者散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印象里像周国平这样转变得彻底的人倒还不多,干脆就写散文,不写论文了,而且大多是“论友谊”、“论责任”一类。

  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导说,“某某论”这样的标题只有大师才用得,比如马克思写了,就可以叫做《资本论》,我们写了只好叫《论资本》。后来读书知道,就是我们写了《资本论》,不光是《资本论》的题目用不得,就是《论资本》的题目也用不得,只有西塞罗这样的人才配用“论友谊”、“论责任”一类题目。

  大概是散文写惯了,《我的心灵自传》竟然没有思想的事情。到处都是个人的爱情、经历一类,跟《日子》这样的书显得区别不大。除了个人回忆录,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追述。

  就我所知,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王晓明与许纪霖分别有研究论文之外,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只把这当成经历,而没有看做历史,也就没有特别多的回忆。周国平说,当时的一位副主编对甘阳的跋扈、霸道很是不满,又说甘阳自己曾说他很讨厌民主制那一套。因此早就中下了祸根,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恐怕也难免会走向分裂。照这样说来,当年的新启蒙同人后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就带有必然性。

  可是,“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甘阳是主编外,只有两个副主编,一个是刘小枫,一个是苏国勋。90年代三联书店还以此为名出过一套丛书,只是少了原来那一大串编委,只剩了主编与副主编。我不知道,周国平所说的对甘阳久怀不满的是哪个副主编?苏国勋还是刘小枫?传说,歌德与贝多芬散步时,王后走过来,歌德脱帽致敬;贝多芬把帽子往下拉了一拉,抄起手照样走自己的路,王后反倒来向他致敬。

  后来,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考证说,这根本就是歌德与许多文化名人的密友贝蒂娜的创造,而她创造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朽,而且1924年就已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不过,看起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太久,到今天人们记得的还是那个向王后脱帽致敬的歌德。这样看来,所谓历史,往往与书写者有关。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一个最先出现的说法,而不肯相信后来的翻案。

  “文化:中国与世界”对当事人来说,不过还是记忆,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已成历史,许多事情只有靠当事人的追述来建构。昆德拉考证说,歌德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几乎全都用来与贝蒂娜做斗争,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贝蒂娜可能会篡改他的历史。昆德拉一语中的,贝蒂娜就是渴望自己做历史的祭司,即使马克思不愿意跟她散步,她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获得不朽。

  周国平难道是想做贝蒂娜?

  

------------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书评人张弘

  林达的写作有着不可模仿的独特性,这不仅因为他习惯于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娓娓道出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而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之对于两种制度下的文化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其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关注焦点,更体现着他的良苦用心和人文关怀。这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悠久情怀,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割舍对于故土的眷恋。

  人文之旅和思想之旅从一种文化环境到另一种文化环境,林达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了解支配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那些机制和规则,他还追溯了这些机制和规则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以及形成过程中的曲折和坎坷。他不仅从正面阐述那些重要的制度和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从反面暴露它的消极影响。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外而内,丝丝入扣的言说方式使得美国社会中那些看似复杂、矛盾的现象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使得一种消除隔阂的理解成为可能。那么,林达的言说有着怎样一条明晰的线索?其中一以贯之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从他的六本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可以看出,林达所要竭力展示的,是一张美国的全息图景,它的立国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实际上想表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设定,在看到其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必须想到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并采取防范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民是否有选择的权力,在所制定的法律、制度方面,那些构成美好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因而,林达的每一次旅行都是真正的人文之旅,思想之旅。在路途中,他阅读和思考;在游览时,他体验和记录。在此过程中,东方人的习惯思维与西方人的逻辑观念实现了理性的融合。因而,他的文字对于国内的读者具有了天然的亲近,又独有一份睿智和从容。

  每个人都是旅行者,游走乃是对于现状的不满,一种情绪上的躁动不安所引起。它同时意味着寻找。

  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通过游走的过程,游走者不仅能从不同的视角看清自己先前所在的位置,也更有可能从困境中解脱。认识自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疏离和比较,很难得到相对客观、准确的答案。在形而上的意义之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旅行者,他要在时间的维度里行走,同时也在空间里移动,直到生命终止,旅行才宣告停息。

  因而,人的唯一目的或许是证明自己曾经来过一趟人世,他赤条条而来,走时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这要求他必须用眼睛来观察,用大脑来思考,用心灵来感受,而不能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否则,他的旅行就将了无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们通常会安心于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生活环境,一个能让自身身份得到认同的社会环境。但是,一旦安定过久,潜藏在人自身的本性就会不断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对于远方的向往,对于彼岸的期待和寄托。这时,旅行变成了生活的调剂,它使人们暂时忘却平常所要面对的一切生活程序,回复自然的本性,让身心得到放松。

  苏珊·桑塔格在《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旅行本身曾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林达并非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也并非为了感受一些让人称奇的异国情调,更不是在乐土上的恣意逍遥。他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读”和“行”中为自己曾经遭遇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这是一个幸福却又充满激情的寂寞旅程,林达不仅行走在时空里,也行走在历史和文化中。

  幸运的是,现实中的林达不必像阮籍那样“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所描述的异域风情,无异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参照,从而使我们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知道以后的方向。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如何挣脱笼罩在头顶的宿命?

  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的后记中所写的几句话不仅是其全部写作的动机,也足以让我们警醒:“这些先行变革的国家,也只是在暗中摸索着向前走的,非常可能在磕磕碰碰中,因迈不过众多沟坎中的一个,在那里翻车了。今天的变革者们,虽有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但是,毕竟也有一些教训可以借鉴。也许,就因此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书评人张燕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玩魔幻现实主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此同时我也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粉丝”(追星族fans的音译)。好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马尔克斯,于是他们就更想象不出我也喜欢只写男男女女的张小娴。我说:“因为张小娴有智慧啊,我仰慕一切出色的智慧。”

  张小娴笔下的男女故事、爱情感受都表达了她对生活深刻的领悟,常常令我暗自叫绝。比如,她说“爱情不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的事”,“爱情,是自身的圆满。当你了解了爱情,你也了解了人生”。如果你稍谙世事就能知道,发现这些爱情的本质和魔幻现实主义一样需要智慧。

  所以,有很长时间张小娴的《幸福的鱼面颊》、《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这些小册子,成了我的枕边书。我几乎每天睡觉前都会翻几篇她的小文章,然后,回顾自己的感情经历,每每都能产生共鸣,总结出一二经验,才昏昏睡去。

  张小娴不但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很多有感情体验的人。一个从不读书的男性朋友,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读完了我借给他的张小娴的书。下了飞机就给我打电话说,张小娴真是了解男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感叹一本书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现象同时展现了张小娴的另一处高明:让她的智慧雅俗共赏。

  而且,张小娴又不像刘墉那样,稍稍明白人世间道理的人就会嘲笑他的故作聪明,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对情感而言张小娴是深刻的,她所发现的本质是充满个人智慧的。

  遗憾的是我一直不喜欢张小娴的小说,她的小说失去了随笔的犀利和深刻,总是在浮泛地讲一些故事,企图表达一些对感情生活的理解,结果总是表达不到位。我最近刚刚读了她的新长篇《我们都是丑小鸭》,小说写了一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张小娴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人生和感情的无常,天才的悲剧命运,甚至想说每个人潜在的性别定位的模糊。这时你发现小说的主题虽然深刻,但都是毫无创意的陈词滥调式的真理。

  还需要解释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清晰地概括出小说的主题,是因为它的展现方式完全是对常识的讲述。

  所有的情节都能让人看到这些“因”,就知道后面的“果”,不用思考你就能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张小娴让钢琴天才杜飞扬最后变成了杂耍演员,让叶念菁从童年的小胖子变成了美女,让徐可穗和孟颂恩两个家庭环境差距极大的孩子成了朋友和情敌,让林希仪的妹妹林于然是天才,她在姐姐的妒忌和父母的宠爱中死去。这些情节构成了小说主题和小说情节之间直白的关系。

  我觉得张小娴还不知道小说里的生活和她的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小说家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她的小说是粗糙的、直白的、物质的。我的意见还是读读张小娴的散文,因为,在她的笔下世俗的生活也能开出智慧的花朵。

------------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赵诚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位良心立传

  □书评人涂志刚

  最早听说黄万里先生的名字,是在黄先生去世之后,清华的曾昭奋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江河万里》。那时候,除了传说中的大禹和课本上的李冰,还有那个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和水利相关的名词。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著,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前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

------------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书评人苏七七

  要说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先从张大春的小说说起吧。就我目力所及,没能看到张大春长篇(比如《城邦暴力团》与《聆听父亲》)的大陆简体中文版,最常见于选本的,是早期的一篇《将军碑》,黍离之悲,家国之思,非常合乎正统文学观的鉴定标准。但我喜欢他,是因为零散看到的几个中短篇:《欢喜贼》、《我妹妹》、《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等等。他写作的题材、技法变化很大,《欢喜贼》很民间,《我妹妹》很文艺,《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很先锋——但他民间得生动新鲜,文艺得真诚深切,先锋得不故作玄虚,而是从内心与世界的问题出发。

  张大春是个非常自觉的小说家,因此,对于小说被视为“稗”一样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东西,自然要奋起反抗,说:“我半生的志业(以及一生可见的作业)都是小说,看人不把它当成个东西,自然有抗辩不可忍。”——这话说得很骄傲,也很可爱。在为小说正名中,张大春从庄子与太史公出发,为小说在“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之处,找到了自己的存身要义,正是在边界之外,小说像稗草一样成长,把感受与观念可能性向预设的藩篱之外扩展,在书写与阅读中,引发作者与读者的“轻盈的迷惑”,而迷惑,正是接近自由的漫长晚餐的头一杯开胃酒。因而,这部书先是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于小说的敝帚自珍,接着他就开始如数家珍。

  比方鲁迅那句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它为什么不能修剪为“墙外有两株枣树”呢?张大春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入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这种解释很让人敬佩,因为它很简单,但说在点子上,有着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意。而看这本《小说稗类》,看得最高兴的,也在于张大春对于作家作品的品评论次。读者在读书时不甚清晰的体会,看着它们在张大春的笔下“显影”出来,心里头真是很愉快。他这么评价汪曾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我看着,几乎要对着书点头称是。

  《小说稗类》中,有几篇读着觉得真好,比如《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从种种引例中,说到“倘若寓意果真能缩减、撮要、归根到底成这样一句话,这则寓言之中最珍贵的秘密,就豁然而解,同时丧失了所有的趣味”。这话说得很对,但寓意是最方便的阐释法,有时连张大春自己也不免犯这样的常见病。在讨论速度感时,他举了老舍的《断魂枪》作例子,但是叙述中的一缓一急,能在“沙子龙与沙子龙所象征的精神”中找到原因吗?读到此处,总觉得还没有说深说透,只是用“有说服力的语言”给收梢了。所以张大春的这本书,不能算是很完美,还是觉得有说理涩、举例浮的地方,一个好作家的好语言,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文字障”,因为他能用文字给滑过去,所以反而留下了没有补上的缝隙。

  张大春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而自豪,但他的小说,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是《本事三则》中的《猴王案考》,收在《小说三城记》的台北卷中,但读着,无论如何觉得是一篇学术论文。而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还引来读者淮上客状告抄袭,说张大春抄袭了一篇发表在《江淮学刊》上的、署名李元泰的学术论文。张大春的回辩文章妙极了:原来这位李元泰是他的一个笔名,是“拙作《大荒野》系列中的一个人物”。——连看几篇相关文章,笑得不行,真是比小说还好看!读过《小说稗类》,我忽然又想起这个作品,如果《猴王案考》都能算是小说,《小说稗类》是不是也可以看做一个小说,一个不出场的主人公在小说的各种向度之间游历探险,最后留下的一部罗曼史?

------------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书评人杨彬彬

  少年一心西化,老来回归东方,这是不少中国文化精英共同的人生规律。白先勇先生少年时代即与昆剧结缘,但真正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其实还是人到中年回到祖国以后的事。这之后,白先生始终以“昆剧终身义工”自许,先后两次促成《牡丹亭》在台湾的上演。这次27折的青春版《牡丹亭》则是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年轻时种下的善因,要到老年才能结果,昆剧之作为“老人艺术”,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白先生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心力,堪称昆剧功臣,看完这本《姹紫嫣红〈牡丹亭〉》(这是白先生排戏之外的一点文字因缘,可称为“戏余”),我仍然不得不说:姹紫嫣红的“青春戏”也好,字字珠玑的“戏余”也好,恐怕都只是白先生自己的一场大梦,既不是昆剧本身,也不是昆剧观众的梦。因为作为一门剧种,昆剧已死,垂死之人,自然无梦可言。从另一个更极端的角度来说,谁都想救昆剧,但是谁也救不了昆剧;试图救昆剧者,结果都可能更加速它的灭亡。

  盖因为当下“昆剧义工”们的善举,多数只是在重建,而非抢救。这和文物界任由真古董毁去,另建一堆假古董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书稿里,除了青春版《牡丹亭》剧本这样一件假古董(让我不解的是剧本前的一段附注,华玮、张淑香、辛意云、白先勇四位改编者称:本剧本改编权为改编者所有,非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演出或出版。这好比一支古建筑队以“修旧如旧”的原则翻新了故宫某处建筑,完了还要主张其“翻新版权”一样。如此专美,令人不解),大部分论文其实只是白先生这样的昆剧爱好者在抒发自己对于昆剧、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满腔热情而已。除了“古典艺术集大成”、“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样连篇累牍的赞美外,并没有什么太多新鲜见解。我个人觉得,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书中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的一篇短文《1911年以来〈牡丹亭〉演出回顾》(很荣幸,四五年前我在南京时曾有幸每周和吴教授同场排曲,他的《乔醋》是得过俞振飞先生亲授的),这其实也可看做一篇昆剧灭亡史。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以降,昆剧剧目已百不存一,昆剧艺人更是烟云散尽。作为物质遗产的古建筑即使烟熏火燎,总有图纸尚存,修复有望;可作为口述及非物质遗产的昆剧,一旦失传便如同雪泥鸿爪,只有消亡一途。

  所以,对作为“舞台艺术活化石”的昆剧来说,当下要务首在抢救,而非重建。昆剧之必将灭亡,非关艺术,非关人事,而在世道人心。世道变了,作为载道抒情的艺术形态自然也会跟着变。一个剧种的兴起,背后必然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一个剧种的衰落,也必定与社会整体审美旨趣改变有关,“巢之将倾,卵将安附”?曾经写出过《游园惊梦》这样不朽小说的白先生,其实心里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接受采访时他也袒露心迹:这样大张旗鼓筹划青春版《牡丹亭》,根本深意还是为呼吁内地剧团能够珍惜传统,接通现代。不过对昆剧这样一件活文物来说,接通现代不易,珍惜传统更难。在中国、在曲界,从来就不缺少真正的爱好者,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况也好,如今“知音少,吾谁与听”的窘境也好,变化的只是人数,昆剧的薪火其实一直未灭。

  当下昆剧真正缺少的恐怕还是俞粟庐、穆藕初、吴梅这样能挽危弦于不坠的传承者、扶大厦于将倾的担大任者。否则一任爱好者抛弃真古董,大造假古董,只会帮助昆剧速死;一时的风光热闹,也只不过是在为昆剧招魂而已。

------------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书评人魔鬼教官

  很多中国文人最爱的智力创造是这样一种东西:先编个故事,然后根据故事讲述一番很大的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建议你看看炒得正热的《狼图腾》。看到封皮,我就猜得出作者打算说什么,它的确没给我什么意外——只是我没想到作者会终于按捺不住讲道理的冲动,在小说结尾干脆把主人公陈阵当成自己直接的传声筒,整页整页大谈其“狼性民族”与“羊性民族”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农耕民族是羊性的,游牧民族是狼性的,只有游牧民族的狼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我笑了。

  就像“罂粟”二字如果入了通俗读物的标题,书中一定会出现一大片罂粟花,并且它将成为主要场景,罂粟花的妖艳诡谲、不可抗拒的神秘诱人,将会成为主旋律反复出现。所以,在你捧起《狼图腾》时早该有心理准备,这本书中的狼,不过是作者心中的图腾,是试图向你兜售道理的工具。

  我没义务去一一反驳?/p>

阳龙: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无相: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电话:
19955321973

服务时间:
0:00-24:00(每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