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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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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书是免费书籍 2020-06-30

。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中,没人能和米尔斯同日而语。

这不是什么奇特现象,而是历史形势所趋。激进的社会学家也许梦想着革命,但是,他们却依赖其职业为生。专业化也意味着私人化,表明退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领域。米尔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教授;今天,激进的社会学家首先是教授,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1964年为了纪念米尔斯而出版的《新社会学》,是献给“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的。但是,在它发表二十多年以后,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年轻的美国作者们并没有超越社会学去从事公共写作。在这方面,他们体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新左派知识分子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米尔斯曾经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这是一所拥有悠久的独立激进主义传统的学校。麦迪逊分校的一份印有米尔斯和他的指导教师汉斯·格斯画像的杂志《左派研究》,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命运。到50年代末,如果幻灭和麦卡锡主义已经损害了老一代共产主义左派,那么这也为并非老效忠者的左派开辟了新的生命空间。在1959年,那些创办早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期刊《研究》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研究》的创刊社论说道,“当研究生期待着学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学术生命中的一种强烈的个人风险。”他们提倡复兴激进的学术。“我们相信对激进派学者的工作给予学术上的承认和接受……将会……复兴美国的知识生活。”

然而,《研究》从学术上的自满和专门化中逃离出来,1963年它从麦迪逊这个校园城搬到了纽约,呼吸新的空气,如果不是参与城市政治骚动的话。这种转移并不能解决该刊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承诺的持之以恒的论争。几年以后,不满于刊物自闭式理论研究的三个编辑——诺曼·弗鲁西尔、汤姆·海登及斯托顿·林德——放弃了编辑工作去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大多数编辑以及《研究》的同仁都成了教授,那么这三位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像索尔·兰道(1936-),华盛顿特区的政策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及电影制片人,还有李·巴克森德尔(1935—),一个报刊发行人,海滩裸体运动积极分子,还有詹姆斯·温斯坦(1926—),社会主义报刊《在当今时代》的发行人,他们都是在大学外谋生的。问题是这些大学教授——马丁·斯柯拉(1935一)、罗纳德·拉多什(1937—)、沃伦·沙斯曼(1927—1985)、迈克尔·赖伯维茨(1937—)、詹姆斯·吉尔伯特(1935—)、琼·沃里奇·斯科特(1941—)以及其他人——并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非学院人士也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两位编辑斯托顿·林德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走过的路十分显著地表明了选择的有限性。

他们的职业几乎成了镜像。林德是一个成了劳工积极分子的教授;阿罗诺维茨是一个成了教授的劳工积极分子。斯托顿·林德(1929—)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罗伯特·S和海伦·M·林德)是经典社会学著作《米德尔顿》的作者。罗伯特·S·林德,一个基督教徒及一个成了持异议的社会学家的改革部长,他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给斯托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托顿自己的写作也倾注着道德精神。”斯托顿·林德沿着一条高层次的学术道路前行,从就读于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到任教于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然而,60年代紧张的政治活动——民权、反战以及抵制征兵——把他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中断了他与大学的联系。

1965年,在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林德回答了一个政治学教授,罗伯特·A·斯柯拉皮罗的提问,这位教授把这件事诅咒为对学术的“曲解”。林德向斯柯拉皮罗呼吁的规范学术的纯洁性发起了挑战。

我应聘于耶鲁大学,猪湾事件的设计师里查德·比斯尔就是这所学校造就的人才,《越南第六点计划》的作者W·W·罗斯托……以及迈克乔治·邦迪(越南战争时期的总统助理和精力旺盛的捍卫者)也都是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如果斯柯拉皮罗教授是研究越南暴动分子的专家,那么,我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反暴动分子的专家。我想我知道有关常春藤联盟对这些没有被选中的专家们进行的培育:培养势利小人,培养褊狭的种族优越感,培训对人类犬儒式的和操纵控制的态度。”

耶鲁并不赞成这些观点,当它把林德踢出校门之后,林德对这所大学的不满迫使他去尝试另一种职业。他找不到什么方式把人类的价值和行为注入他的历史学领域,“我决不会……为了证明我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即使我是个激进派),而在余生中求得资深保守史学家的青睐。”结束了史学教授生涯以后,林德成了一名学法律的学生。1976年,他搬到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开业当律师,为反对工厂停工的钢铁工人作法律代理。

他的写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论,《纽约荷兰人社区的反邦联主义》(1962)。后来,他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起源》[1968]),对越南战争的征兵抵抗(和迈克尔·费伯合著的《抵抗》[1971]),以及工人阶级或组织者的经验(与艾丽斯·林德合著的《民众:劳工组织者的个人史》[1973])。晚近他就劳动法和钢铁工人抵抗工厂停工问题又出了一本书。他的《民众劳动法》(1978)是一本小册子,是为工会会员和组织者写的,概论了联邦劳动立法问题。

《向停工开战》(1982)一书对俄亥俄州的工厂停工作了说明,在那里林德为几个工会和社区组织作法律顾问。“在我成为一个律师以前,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解释道,“在我们的斗争停止以后,自然要想到尽我所能告诉人们我们所做的事。”他又补充道“我已经特意将普通的钢铁工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我想他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种反精英的、民粹的、道德的立场始终贯穿于林德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中。

林德作为一个劳工律师或编年史家所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并且,偶尔在报纸和杂志上,他还就更普遍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自己的职业无意中证明了似乎没有人能抵制的专业化。他拒斥了大学的褊狭、精英主义和思想贫乏;但他却没有成为(或许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知识分子。今天,他是作为一个担当社会责任的劳工律师而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罗诺维茨(1933-)开始就做了工会组织者,对这份工作的种种限制的不满驱使他进了大学。几年前,两种小型学术期刊,《新德国批评》和《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包括阿罗诺维茨本人在麦迪逊开了一个会议。曾经与《研究》有联系的一个历史学教授保罗·布赖内斯(1941一)思考了阿罗诺维茨到麦迪逊去做教授和编辑的讽刺意味。他回想起《研究》离开了威斯康星的那早几年:

从威斯康星搬到纽约市,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住在这里更便于和超越校园限制的左派分子活动的联系。那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是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的组织者,他的加入推进了这一目标。通过他,《研究》……不仅到了工人阶级手里,还把工人阶级带进了刊物。如今世事迁移,《社会文本》的三个编辑之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成了一个有职位的教授。他正在寻找最初《左派研究》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

阿罗诺维茨本人就近乎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这说明老一代独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去,教授们成长起来了。他的职业类似于麦克尔·哈林顿的职业,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村的住处——白马的最后一次纷争中,阿罗诺维茨见到过麦克尔·哈林顿。阿罗诺维茨常常回想当年倾听那些蔑视50年代远离郊区的行为,坚持留在城里的“政治知识分子难民”的演讲。

在麦卡锡时代,劳工运动的战斗性明显地减退,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一切都不能使这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气馁,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白马大量地喝啤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及那些老将一起挤在那间屋子里,这些老将都是(30年代的)陨落的文学激进主义分子。

在他的第一本书《虚假的承诺》(1973)中,他也体现为一种过渡性的人物。这本书是由自传和对劳工阶级生活的思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表明了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阿罗诺维茨在1950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他承担了一系列引导工厂工会活动的工作。他在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任职,在那里他呆了很多年,直到1967年退休。后来他又参加了反贫困运动和另一些学派,最终在斯塔顿岛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教职。

今天,他是纽约城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他更近期的著作——其中的术语和问题——反映了他的新境况。例如,一篇杂乱地讨论福柯、德里达及拉康的论文(收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是这样开头的:“话语的通约性问题是描述有关人类的知识结构的二律背反的一种方法:我们能说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吗?或者说我们知识的对象是由根本不连贯的结构/话语构成的吗?”这是《虚伪的承诺》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之一。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凭着过去的联盟,阿罗诺维茨始终不仅对新的学术听众作贡献,甚至也不仅是对一种单一的学科做贡献,他还时常在《乡村之声》面对公众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讲话。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劳工阶级英雄》标志着他又回到(也是一种修正)他的《伪诺》“的一些论题上。这里可能有几条线索可以大概地了解知识分子生活。假如阿罗诺维茨的作品光彩夺目,这或许纯粹是因为他的才能,也可能是因为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站在城市非学界知识分子的传统末端。而且,在那里,从劳工和反贫困组织者到专职教授的发展扣去了最足智多谋的一部分人。《左派研究》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展现了全部的选择;他们也揭示了刊物的局限,这就是在一个学院时代的文化活动的本质。

以前在美国历史上决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寻求并找到了大学里的职位。这个世纪初期的激进分子几乎从没有当过大学教师。马克斯·伊斯门完成了他所有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但却不去拿学位。他为什么要这样?斯科特·尼尔林作为极少数社会学教授之一,已经被开除了。印一本论文要30美元。伊斯门无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大学教授。相反,他成了一个自由演讲者和作家,他是在“刊登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破产的刊物”的几个编辑的召唤下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你是《大众》选中的编辑,”聘书的正本就是这样写的,“无偿劳动。”

然而,当高等院校渐渐扩充的时候,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找到工作。当然,大学的规模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气候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几百名教授,或许更多,都和共产党有联系;然而,很少有人冒险再向前一步,成为一个公共激进分子。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前途。不仅是大萧条限制了新观点,麦卡锡主义也有力地提出大学教授禁止加入左派。当然,麦卡锡主义指的是由上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组合起来的反共产主义。然而,作为表示存心折磨与迫害的不确切的术语,它至少要追溯到1940年,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议员赫伯特·拉普和弗雷得里克·R·库代尔领导)开始在大学教员中调查颠覆分子。

众所周知,要计算出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很清楚:麦卡锡主义打着不同的幌子成功地肃清或平定了学界激进分子。仅在纽约市就有58名教师被解雇,也许在全国有100名。在麦卡锡主义末期,一项研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失踪了。其大多数主要实践者都被逐出学界,并且,左翼学派的传统……也被打破了。”

那些被逐出校园或是被煽动的人仅仅说出了整个经过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教师要么是自我审查,要么是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人很少能谋到新的教职。华盛顿大学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报告书中提到,“三个被免职的教员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能重新在更高的学府找到工作。”徒劳的尝试之后,一个被指控的教授以在公众中度其余生而感到宽慰。这个可悲的事例在艾伦·W·施雷克的《没有象牙塔》中作了详细说明。她在书的结尾写道:“大学院校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出了贡献。”

因为命运使一些教授被免职和失业,这一幽灵能使、也确实使这个教员队伍安静下来。他们的勇气至多有、或许还没有自由的个人群体那么多。早期差点被解雇的H.L.门肯说道,“考查一下经济学教授的情况,他们没有被赶出去。谁能说濒临崩溃的教训对他们不起作用呢?当然,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免职和将其湮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更宽泛的文化来说,这种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已经被湮没的激进分子(或保守分子)是不存在的。

然而,“湮没”可能被更精确地反应出来。在学术自由史上,常常模糊不清的是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反比关系。不是课堂教学而是公共声明或政治活动激发了对教授们的敌意。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退缩了,并回到他们的专业上。专业化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也带来了大大挫败学术自由的私有化。

这里有一个似乎是学术自由的著名事例。198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T·艾利被指控为“鼓励”并为罢工和联合抵制“辩护”,特别是一个地方工厂的罢工和联合抵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评议员面前接受的审判是以对学术自由的大声辩护结束的。在一项其中部分继续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园表示景仰的声明中,评议员们宣称“不管是什么限制约束了在其他地方的调查,我们相信出类拔萃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都应该永远鼓励持续的、无畏的汰沙拣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然而,这些雄辩之词掩盖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或许更预示着未来;因为艾利,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受审判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的,“将来集中精力搞‘科学’调查比从事‘大众化’的写作要好得多。”几年后,当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时,他对这套书的书名——《市民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它似乎太大众化了,太不科学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爱德华·W·比米斯在芝加哥大学卷入了一场风波,他的命运强化了艾利从自己的事例——离开公共争议中得到的教训。

比米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铁路归公众所有。在伟大的、震撼了芝加哥的普尔门铁路大罢工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比米斯和罢工工人站到了一边。用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并不赞成比米斯的立场:“对我来说,冒险进入任何一个芝加哥的俱乐部都是不安全的。”他向比米斯指出“在针对一些引起人们公愤的问题对公众说话时要十分地谨慎”。在学年末,比米斯被驱逐出校,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有种种不同?部分原因似乎是比米斯固执地致力于公共话语。事实上,比米斯已经写信给艾利,祝贺他的平反昭雪。然而,他又补充了一点遗憾。“你对接待解雇的工人代表或劝告罢工工人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否定,好像他们都是错的,我仅对此为你感到遗憾。”比米斯继续哀叹说艾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几年后,他给艾利写信说道,“几年前,你在最通俗的刊物上写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希望你偶尔回到这样的写作实践中去。”

他们的学术前途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与公众的关系。正如沃尔特·P·梅茨格所写的那样,艾利“在其余生中在学界保持了充分的体面”。然而,比米斯却成了“一个学界的以实玛利(被社会唾弃的人),并有党派观点强及对政府不满的名声,这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洗清的污名。在堪萨斯州,除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和一些不合适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再也没能在学界任职”。

当然,有关艾利和比米斯的这几个段落并没有穷尽学术自由的历史及其教训。另一个事例,社会研究新校的成立,也启示了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关系。新校的创始人不仅强烈地维护学术自由,而且还抗议大学生活和思想观点的褊狭性。新校常常和来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流亡学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一战后美国的流亡学者建立的,这些流亡学者都是逃避现成大学的教授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成立了一个肃清颠覆性的和不忠诚的教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几个人:卜麦肯·卡特尔,几年来一直为师生掌管大学而申辩(“带来更广泛民主的学者的民主”43),还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亨利·华兹华斯和朗费罗·戴纳。他们俩都受到了指控。“他们的免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一些人的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也辞了职。和其他人一起,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杜威,他们成立了社会研究新校,这是个只由师生掌管而不受好管闲事的行政管理者制约的机构。

对学术生活贫乏的普遍不满激活了新校的创始人。他们接受了凡勃伦的控告“美国的大学继续鼓励主要为了树立院校声誉的出版物,奖励平庸与奖励优秀一样平常,这样便对持异议的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众”;他们拒绝遮蔽了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新专业主义的假设”。管理新集体的阿尔文·约翰逊把伦敦经济学院视为一个典范并想创造一个新的致力于“高级成人教育”的机构。厌倦了学院的常规和从众的罗宾逊也把成人教育视为新校的核心。对于比尔德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他希望和现有的大学完全断绝关系——甚至是它的气味:他建议新校建在“马房、车库或酿酒厂附近,在那里甚至是常规教育的嗅觉特征也将被有效地遮蔽掉”。

在20世纪30年代,约翰逊在新校为欧洲流亡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这成了大学毕业生院。据路易斯·科塞尔说,尽管“被认可”,大学毕业生院“并不是美国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这是值得祝福的:它允许新校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无立足之地的学者们。近些年来,原先的气氛几乎看不见了;然而,通过支持院校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并做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纽约时报》指出斯塔尔“独立工作,对公共问题感兴趣……他很少为专业社会学家的听众写作……‘主流’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其话语是学理的,并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斯塔尔没有被拉进这帮伪君子中。由于他的知名度和成就,他很快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碰巧,普林斯顿最近辞掉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大卫·亚伯拉罕(1946--),据他的污蔑者说,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懒散而草率;而据他的支持者说,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例在报纸和杂志上引发了无止境的文章,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然而,据新闻界的及时报道,在斯塔尔和在常春藤联合会学派的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并且在其他地方不再被报道了。要找到几个没能引起任何注意的事例,只要越过从哈佛大学到波士顿大学的查尔斯河。

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当上一代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自己的过去。甚至作为教授,这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新左派一向介入日常生活并喜欢向大学发起攻击,反叛似乎是他们的本能。但如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却成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他们只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也许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进行挑战。

当然,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纪律。通过建立可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们指责那些在他们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有来历的、或者根本就是官方的观点。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是左派知识分子进发出的情感,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学问也同样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

“伍兹、佩里和霍金教授是才气平平但功名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仅仅是步人社会的跳板,”E.B.霍特在谈到他系里的几个年轻教师时这样声明,“我不尊重他们,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帮我洗刷了是他们(哪怕是名义上)的‘同事’的污名,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了这番话以后,霍特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辞职,来到远离缅因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生涯造就出来的充满敌意和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不能轻率地被当作失败的或遭拒斥的学者而免职。马克斯·韦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授,曾经提议所有未来的大学教授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忍受一个又一个的庸才,年复一年地盘踞在你的上面,而毫不气愤、毫不痛心吗?”他又补充道,“我发现只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局面。”

对美国大学生活的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20世纪初对名人丑闻的披露和报道。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和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都谴责操控大学的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辛克莱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以“标准石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钢铁托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为标题的几段文章。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止于列举出哪些压力联合起来对大学进行着错误的操控,辛克莱尔和凡勃伦都还谈到了对教师和科研的影响。

辛克莱尔回想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点什么值得教给我的东西,都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愚钝、世俗及狡诈的人。”

自己就有点神经质的批评家凡勃伦评论说,神经兮兮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保守势力的操控而在研究中受到压制。其实不然。教授们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并得到允许“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念”。没有外部障碍限制教授。然而,与他们保守的督学一样,“他们的认识视野被常识和偏见限定了。”对于学术上的成功来说,“一大群有攻击性的平庸之辈是最有资格的。”

就在这同一时期,H.L.门肯对大学教授也进行了严厉的挞伐。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我所有的本能都让我站在教授的一边。我尊重勤奋地致力于一门学科的人……我天生是一个苦行僧。”然而,对教授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一个使他高兴的结果。从上到下都受到威胁的教授“几乎一律都在一种甜蜜的空虚愚妄中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是所有人中最谨慎、最胆小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们的行为就是他的证明。

他们自成一体,不是对暴民起到约束的作用,而成了他们最愚蠢的言行的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为了教育后代,以及出于对子孙的担忧,我收集了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幼稚的长篇大论都有。

在凡勃伦和门肯以后,对学术界有力度的批评减少了——直到C.怀特·米尔斯。米尔斯珍视知识分子,他怀疑大学没有能保护或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在大学扩充的前夕,米尔斯把它的特征描述为“仍然是工作领域最自由的天地”。然而,“教授毕竟是合法的雇员,因此他们也受制于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味。”社会机构“自然地选择”顺从的人,他们被“如何写、何时写以及写什么”所左右着。威胁着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不是黑名单、秘密警察,也不是逮捕,而是不安全感。

教师自由的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有时发生的免除教授职位的事,而是一种莫名的日常的担忧——有时被婉转地称为“谨慎”、“有品位”或“权衡能力”。“这是导致自我恐吓的担忧……真正的限制并不是像著名学者的一致观点对叛逆者的控制那样的外部禁忌。”

近来,对校园生活所作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缺乏凡勃伦或米尔斯那样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显示的情景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并未对某个教授的偶尔被解职或者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加以考虑,而只是评估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律。这些分析研究表明,要想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功保证了后来的成功。“一旦开始时就获得了好职位,而这只是靠名望起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马丁·芬克尔斯坦总结了对大学生涯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

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师都希望周围的人有魅力、性格随和并善于交际。对教授们来说,诚实、有天分或科研成果丰富都是次要的,有无合作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往往更加重要。”路易斯最后说,在一个受合作心理支配的社会中,大学似乎应该成为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最后的圣殿,现在却变成了“赞助、委员会决定、相互吃吃喝喝、漠不关心和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深渊”。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调查研究说明上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干得如何。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社会关系对学术成就有普遍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一个不用功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见得比一个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出息。没有绝对的保障和自然而然的奖赏。然而,对大学生涯的调查表明:天平肯定向有良好关系者倾斜。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费什的黑山州立学院的教授,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好书,在专业上可能仍然没有知名度。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篇学位论文就会被社会尊为专家。他的文章常被引用,本人常受邀请,并获得资助。

甚至科研方向的最新发明——引文、脚注、索引,鼓励的也是谦和与软弱无力的学术著作。一本出版三次的大部头《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从成千上万本期刊中抽出对一些文章书籍引文的脚注。查阅某个作家,例如,C·怀特·米尔斯或丹尼尔·贝尔,常常可以看到米尔斯或贝尔被引用的报刊文章的清单。大体上,这可以让科研人员找到探讨米尔斯或贝尔和有关问题的材料——或者至少是脚注。

然而,这一索引越来越被兜售为了解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方法。它也被用作职务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约翰·韦纳评论说:“如果引用的索引变成了晋升或占有职位和获得补贴或资助的基础,那么,有人引用自己的脚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在思想市场上,脚注就是通货单位……人们肯定该给朋友们作脚注……并竭尽可能让他们也给你作脚注以为回报……”

像任何对名声的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然而,如果用它来衡量人的成就,那些努力奋斗的教授们所应吸取的教训就很清楚了:布一张大网,尽可能多地建立相互关系,不要让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不仅仅是作脚注,紧密结合别人的贡献来设计自己的科研都会很有好处。你引用别人,别人也会引用你。大家都从相互奉承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研究职业本身也是一项职业。但是,对学术专业化的研究,包括薪金、阶级背景、民族和性别构成、地位等等,却不能测量出其根本的文化向度。这种研究常常会测不准或打了折扣: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了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

这里只可能大致地说明一些学科是如何屈从于专业化的。米尔斯的话很有见地,因为他最初的研究勾画出了美国的哲学是如何退居校园领地之内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内战以来的“哲学的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在20世纪,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取代了一度曾构成美国哲学界主流的律师、图书馆员和科学家这些“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甚至提供了有关哲学“衰退”,在公共舞台上出现次数减少的一些数字。他统计了登在一般杂志上有关哲学文章的数量,发现在专业刊物增多的同时,在一般传媒上对哲学的“注意力”减少了。哲学家们越来越宁愿相互对话。

尽管米尔斯对杜威的成就表示某种怀疑,但他仍将实用主义者看成是最后的公共哲学家,一种献身于人民大众和传播“开明及自由”的知识、反对专业化倾向的思想家。这种评价也许依然标志着杜威在哲学上的地位。杜威当然未被遗忘。然而,他在哲学系里的地位会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一样,在一堂讲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尽管享有名望却是不科学的先驱者。

杜威在其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中经常批判经院哲学。他公开向公众阐述他的思想。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痛恨哲学的经院化。他在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修道院的小室变成了专业的讲堂;一大堆‘权威’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无穷无尽的专题讨论和刊物填补了时光的空白……如果说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吃力地把时间用来从古旧的稿纸上把字迹抹去的话,那么,新一代的经院哲学家……则批评某些别的批评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

他的《哲学重建》一书谴责了“哲学退出现实舞台”这一状况。在杜威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压力。”哲学必须回归这种社会生活“以重新获得正在失去的活力”。这些话引自杜威1948年为他的1920年文本所作的新的序言。这表明了一个始终如一的观点。这也说明20世纪哲学丝毫也不注意杜威。

杜威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在寻找听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力图创办《思想新闻》,一种介于传单和刊物之间的读物,计划把哲学注入日常的天地中。这一“报纸”保证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当作是人的一种生动的生活,因而是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将它们归于仅属专门兴趣的、与生活割裂的文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经常为《新共和》撰稿并参加许多活动和委员会,唤起公众对这种或那种弊病的警觉。例如,在78岁时,杜威成了调查苏联指控托洛茨基的墨西哥城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但是,杜威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几乎代表了一代哲学家。布鲁斯·库克里克在其关于哈佛大学哲学的《美国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该书并未提及在芝加哥和纽约任教的杜威)得出结论说:自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抛弃了公众。库克里克在论说的最后思考了“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哲学教授“不知道美国哲学一度在大学以外显得很重要。即使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对前辈的观念模糊、思路不清和头脑糊涂表示轻蔑……19世纪哈佛大学的哲学还起着生活的向导的卓越作用,而20世纪中期的它却反映了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的观点”。新的哲学家“把时间用在行政管理、评定毕业生的委员会工作、组织会议和经营刊物等方面。当这些狭隘的专家只注意学识时,他们就将工作看成了游戏,一种不是面对生活问题而是逃避这一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库克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哲学的门外汉得出的结论。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本身也对自己的学科发出了警报。他们怀疑专业化或私人化是否已走得太远;是否应该重新再建公共文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对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提出了疑问。诸如威廉·M·沙利文的《重建公共哲学》,杰拉德·格拉夫的《反对文学的文学》,大卫·里奇的《政治学的悲剧》等著作对整个领域提出了挑战,对潜在的专业化倾向提出了指控。

约翰·杜威所作的哲学上的努力至少在威廉·M·沙利文看来是十分巨大的。他设法恢复公共哲学的活力。沙利文写道:“自从约翰·杜威去世以后,没有一位专业的美国哲学家在专业圈子之外的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号召建立一种“和风俗习惯、和对日常生活实际的理解密切联系的公共哲学。要想保持哲学的真实性和保持使个人的公共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力量,那么,哲学既不能是在智识上脱离实际的一种理论,也不能只是一整套标语口号”。

约翰·E.史密斯在《美国哲学的精神》一书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意杜威的观点,对美国哲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经院之物”表示遗憾。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他希望如果哲学重新具有了更广泛的经验和理论的观念的话,那么,在文化生活中,“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声音”的衰退倾向就会被逆转。”

一本有关约翰·杜威的书籍的作者理查德·J·伯恩斯坦记述了“哲学上越来越大的不安”,并说这种有益的不安部分是由于重新赞赏杜威所引起的。“像里查德·罗蒂这样一位哲学家引用杜威的话决非偶然,他极为明智地批评了现代哲学许多贫乏和不当之处,”要求“重新回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精神上来”。

由于哲学几乎已经无法改革,很可能这些呼吁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当然,每一门学科的自我批判都有自己的过程。然而,哲学的自省也许是最软弱无力的,因为美国哲学所推出的是一种抵制批评性思考的专门知识。其逻辑和语言上的神化把少数能对哲学重新思考的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而这种对哲学重新思考的努力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时常在追求的。

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最无希望的地方有时却可看到改革和自我批判的迹象。但哲学却似乎是人文学科中最常规化的学科,最难以改革。正因为这个缘故,与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不同,在哲学方面持异议的刊物寿命不长,影响甚微。《泰勒斯》这一哲学杂志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于1967年创立了《泰勒斯》杂志。由于对教授们不谈欧洲哲学感到不满,他们组织了关于萨特的讨论会,然后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的刊物。

用编辑保罗·皮可恩的话来说,他们建议把哲学从“烦琐无聊”的境地挽救出来。”开始的几期就为后来成为《泰勒斯》规范的特征定下了调子:用长篇、密度很大的文章来介绍和分析不出名的却往往带有现象学倾向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例如恩左·帕希和卡雷尔·柯西克。在第三期和第四期,《泰勒斯》进一步评价了法国结构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赫伯特·马尔库斯和乔治·卢卡奇(他的主要著作还未被译成英文)。一篇研究《泰勒斯》历史的文章说:“现在大家公认《泰勒斯》成了让说英语的读者能接触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近二十年后,《泰勒斯》依然在出版和评介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它对美国哲学有何影响呢?一句话,等于零。专业哲学的石头地面是无法耕种的。这也反映在《泰勒斯》的自我界定中。后来它被称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研究生哲学协会的正式刊物”,它还重新称自己为“完全处于美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之外的一种哲学刊物”。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最后这家杂志完全放弃了与哲学的关系。此后,除了一些别的叫法之外,它称自己是“国际多门学科的季刊”,而最近又改称为“批判思想季刊”。

远离专业哲学并不仅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创建《泰勒斯》的青年哲学家几乎无人获得哲学方面的学术职位。刊物本身也未发现任何哲学系愿意资助它。一度,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默许了《泰勒斯》,但是,自创刊以来已经出版了厚厚的大约70期的《泰勒斯》(和其长期编辑保罗·皮可恩)却从来未附属于任何系科和大学。而且,在大批的编辑顾问(超过25人)中,仅有两三人具有哲学方面的职位;大多数都在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或文学系任教。

的确,《泰勒斯》也许代表的是一种并不比它所无法推翻的哲学更明白易懂、更具有公共性的理论模式。然而,它甚至不可能在哲学界占有一点点地盘,说明哲学这一职业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和质问。当一门学科支持那些持异议的思想家或刊物时,这就说明它愿意重新考虑其表达方式和任务,甚至梦想重新赢得公众。

自省在诸如文学和国际研究等其他学科中更加有希望,因为在那里自我毁灭还不是那样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几乎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国际研究就是一个专业化以及因此而付出代价的典型例证。特别在大战中及战后,当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重新关注世界时,他们将钱投人大学,对其进行研究。在最近出版的副标题为“美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部分”的有关国际研究的书中,罗伯特.A·麦考伊论证说,制订和资助国际研究计划导致知识和兴趣从美国知识社会转变到大学之中,其结果是可疑的。

他告诉我们在大学里知识屈从于庸常的现实。青年学者为一般的读者或期刊写文章,会有被认为不够严肃的危险……而胸怀抱负的国际研究方面的低年资教师会因在自己的范围内或学科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享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可能获得继续任教的权利。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是使这一学科转为内部学科。麦考伊得出结论说:国际研究这一昌盛的新领域并未能丰富公共文化生活,反而变成了“主要是而且几乎只是”学术上的封建领地。

麦考伊一方面避免做出尖锐的判断,一方面却又指出国际研究学者比起早期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更加对基金会和政府卑躬屈膝。在抗议越南战争的高潮中,国际研究学者本该可以有所作为,相反却因无人加入而变得十分触目。”当然,对这一现象可以有各种解释。这些学者没有参加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事实的主观筛选而导致他们支持美国战略?抑或是他们恐怕公开质问美国政策会危及今后的资助或升迁呢?

另外一种估计认为许多“有资格的专家”用“高深的”文字质问了政府,却并未站出来成为公开的反对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受到同事们的白眼。这些人在倾向上、金钱上和价值观念上与政府连在一起了。“政治学家如在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显然会危及他的前途。”

麦考伊并未从辈分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其他人却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在外交事务上和政府部门中年轻的、更听话的学术专家取代了老一些的、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所谓的中国通由于家庭、血统或生意关系了解中国,有资格质疑官方对蒋介石政府采取的立场——结果他们付出了代价,被解职或降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较新的专家都是从国际研究的研究生院和著名的研究所出来的。他们了解得少得多,也更不愿意质询政府的决策。

大卫·哈伯斯塔姆将越南惨败归之于清洗掉了中国通而由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取代的缘故。这些所谓“最优秀、最聪慧”的人只是通过文章和论著了解亚洲。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经过九次安全审查于1954年被开除出政府。(14年后他被勉强地宣布为无罪。)哈伯斯塔姆评论说,戴维斯的解职对美国来说标志着“提供亚洲报道和专家见解的某种完结。最优秀的被毁掉了,而新的专家都是不同的较差的人……约翰·戴维斯以后的美国人却很不一样;他们决心把美国对事件的看法和界定强加给亚洲各国人民。这变得易于操作,但并不反映实际”。

比起国际研究来,政治学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杂乱得多的领域。最近,大卫·M·里奇在《政治学的悲剧》中、雷蒙德·西德尔曼和爱德华·J·哈珀姆在《被祛魅的现实主义者》中所作的判断都发现了此类常见病的后期症状。政治学已经缩小成为一种无聊的、自我封闭的职业游戏。里奇问道:谁是重要的政治学家?似乎没有。他认为“大思想家越来越少和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一般知识分子的黯然失色意味着美国公民在依靠专家来获得信息。然而,这些专家所做的事只反映他们自己大学的状况,而非公众的需要。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跟踪调查了专业政治学的兴起和解体,得出结论说:政治学初创时想将知识与有见识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已经变小了。

指导美国政治学的信念和核心都让位于过分专业化,结果忽视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政治学门外的读者已经缩减,有时甚至已经消失……美国政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期望赢得有知识的公众及进步的优秀分子的注意和尊敬……(但是)现在政治学已经成为一种机构,而不是一场运动。

里奇根据不同的材料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美国政治学学会发展了,但会议和出版物都让“非学术性的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在这一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并非反映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学术王国的建立。教授们可以在一些微小的领域内称霸。政治学和社会学及国际研究的共用词汇将人类及社会的矛盾简化成图表和电脑打印件。这些学科将社会看成一个工程问题。

里奇写道: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列出了传统的词汇并建议政治学家用专业词汇来代替它们。

在老词汇中有“专制主义”、“正义”、“民族”、“爱国的”、“权利”、“社会”和“暴政”等。而新的词汇中却有“态度”、“冲突”、“交互压力”、“游戏”、“相互作用”、“多元论”、“社 会化”和“价值”等……尽管说是有正式的理由,而在政治学上术语的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与构成专业的形式关系甚大而与科学实质关系较少。

事业和出版的压力加剧了知识的大批量生产。只要认为出版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在一篇研究文章中,质量只占第五位)而且好统计,必然的倾向就是“不断把政治学的范畴化成小而更小的专门知识的领域”。由于知识的范畴分细了,竞争者的数目也就减少,就更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位专家。在六年之内,这一行业正式承认了33个新的领域。一度还读得下去或至少使人还感兴趣的文章已经完全关上大门,封闭起来了。

甚至已经开出的课题也反映了人们的谨慎小心和事业发展的要求。政治学家似乎经常忽视最急迫的问题。例如,在10年里(1959-1969),三家最重要的政治学刊物(在924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在同一时期内,主要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只发表了1篇有关贫穷和3篇有关城市危机的研究文章。只要青年政治学家需要科研资金和支持他的推荐信——推荐信越多越好——那么,讨论一些温和而无刺激性的问题和采取纯技术性的论证方式就会将别人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政治学家说成在追求真理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中大多数追求的是资助。

社会学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15年以前,艾尔文·古德纳发表了一篇对社会学随意进行评估的文章《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他希望学术性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改变对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并非如其所想,这一希望却果然实现了。现在越来越难将两者分开。但是,他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攻击却很正确。这种理论使用了一整套技术词汇,将暴力、权力和不平等淡化为社会问题。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800页社会学巨著《社会行为的结构》中有4页是专论暴力的。

古德纳争辩说:社会学家本人的生活影响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古德纳写道:有些人是“绅士教授”和“绅士农夫”。

大多数人在过着郊区的生活;不少人有夏日别墅;许多人到处旅游……社会学家日常生活的状况将他融入现实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得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世界……他们本人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对发生这一切的社会的看法充满了情投意合的感情。

古德纳甚至指责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控制了这一行业,并不是因为其理论的优越,而是因为帕森斯是哈佛大学的人,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自然获得了声望。随着发展着的社会学系科雇佣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帕森斯的理论也就能到处传扬。

自从古德纳的书出版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但变化不大。甚至几乎数年不见的帕森斯的理论还会卷土重来。“最近一位社会学家查阅了45年(1936--1982)以来的官方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帕特里夏·威尔纳希望找到评论像冷战、麦卡锡主义、抗议运动这类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社会学家。开始时,她还担心如何来区分所有这些文章。但结果她只发现了很少的几篇,在2,559篇文章中,只有不到5.1%的文章谈论这一类问题。在这个社会和政治的大混乱时期,择偶的动态却对社会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成了他们最乐于谈论的题目。此外,个人写文章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伙人或一组人合写文章。“充满个人所写文章的期刊由69.4%急剧下降为2.4%。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科研从‘承办人’转向了‘团体’,也表明了资助的科研活动的兴起。”

怎么办呢?里奇为政治学提出了一项策略,不幸的是,这一策略恰恰证实了这一专业的力量。他知道正面挑战这一学科的任何青年学者都会被赶出门外。因此,他建议:“在教书生涯开始的时候,最好表现出平平常常的专业能力,发表一些稳妥的意见,出版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书。这一策略会有助于年轻的学者继续担任教职。”一旦学术地位建立起来,“大胆就更可以行得通了。”甚至可能用“浅显的文字”写出“了不起”的思想。不幸的是,里奇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忘记了他的策略早已过时——或者说早就遭到失败:一切都毫无改变。当最后获得了必要的级别和安全感时,大胆思考的才能甚至愿望都早巳枯萎了。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部分地回答了里奇的建议。在日渐萎缩的学术市场上,“不发表文章就灭亡”的老格言已经不够用了。

今天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登在适当出版社的适当的刊物上并受到大学褒奖的话,那么就完全可能是发表了文章也灭亡。这个制度不是用来欢迎无名小卒的……当幸运的得分者好不容易在一个重要的学院获得了继续任职的奖赏的时候,谁还可能——或者谁还肯——来捣乱呢?

经济学领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罗伯特·库特纳,一位独立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责了这一专业变得适应潮流和文不对题。经济学家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式,倒不是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说明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易于发表。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收集新的信息就可以写出文章。他提醒我们瓦西里·列奥迪耶夫(1906-),这一专业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常指责这一专业对建立数学公式的崇拜。

1970年,列奥迪耶夫在对经济学家的一篇讲话中抱怨说:“建立数学模式这项产业已经变成经济学最显赫的分支之一,也许就是最显赫的分支。”不幸的是“这种对建立数学公式不加鉴别的热情往往导致掩盖了其中论点寿命短暂的内容”。这些模式的大多数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无用或无效。其余的则为人丢弃,仅仅是因为更新的和更高级的版本出来了。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他们“靠建立更多的和更复杂的数学模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列奥迪耶夫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要回到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上来,而且也要回到他们加以抛弃的“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最近,列奥迪耶夫对八年里(1972-1976;1977—1981)这一专业最主要的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作了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不断产生许许多多数学模式……而计量经济学家则将各种可能形式的代数功能运用到基本上为同一套的数据上。”两者都未能促进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作”的理解。列奥迪耶夫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深的经济学家“继续控制年轻教师的训练、晋升和科研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按库特纳的话说,列奥迪耶夫“对他的专业已经极为失望,他已经不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文章了”。

库特纳在对这一专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辈分的人的变化规律。仅有的仍然清醒面对经济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年老或退休了。“在上一代,经济学更多地从事于观察、争论和本专业知识发展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著名专家们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看见经济学院真正摇摇欲坠,也曾在一些经济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世。”库特纳称之为“老一辈有个性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和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但在本专业内部却没有留下什么胚芽。”(名单上还可加上罗伯特·海尔布纳[1919-]和罗伯特·赖克施曼[1920-])。这些异教徒们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是想实行自己牌号的经济学的青年助教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获得教职。”“本专业的社会学,能发表文章或获得晋升以及科研得到资助的那些人的政治学”“更加证明了这一咄咄怪事。

最近在专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批评,也就是一种自我批评。长期以来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判断说:“尽管仍然有冰冷的光芒在闪烁,”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

麦克洛斯基还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在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青年经济学家过高估计了一种狭隘的、有时也是愚蠢的独出心裁的技巧”。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创新性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这些一般说来科学的偶像——都已“不再有任何用处”。

虽然麦克洛斯基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参加这种创新,但是,他暗示纽约知识分子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科学崇拜的影响。他仔细审读了《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1964)。这本书树立了罗伯特·W·佛吉尔的声望。他把佛吉尔称为“经济史上使用数学统计法革命的拿破仑”。佛吉尔开创了经济史所使用的被广泛模仿的科学方法。

佛吉尔(1926-)出生于布朗克斯,青年时期热心于激进政治,后来才研究经济学。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学科中占有一席不稳定的地位——用麦克洛斯的话来说,“一个明显的右翼、非正统的领域”——这促使他采用了他那科学的用词和方法。

学术性政治学的需要要求这样做。在北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经济学史系科……1964年经济史在美国经济学系科中处于守势,被那些穿着闪光盔甲在校园中趾高气扬的新技术专家论者斥之为过时了……重要的是青年经济史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佛吉尔一再显示了他的经济学武库的光芒。

自从佛吉尔的有关铁路的书出版以来,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他继续强硬地主张他所称为的“科学的”历史(而反对“传统的”历史)。在佛吉尔看来,“科学家“是穿着实验室工作服,使用复杂的统计数字勤劳工作的科研人员。而传统历史学家是梦想者、诗人,即文学家。科学经济学家的发现和报告甚至不是给下层民众阅读的。佛吉尔告诉我们,大多数数学统计家认为他们著作的适当读者不是“那些读历史来娱乐的人”——在这里,那种轻蔑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是那些能评价和证实这些科研成果的人——不是一个广大的公众群,而是一小群受过高度专门训练的专家。”

按照佛吉尔的看法,大规模团队的努力是数学统计史的标志。他骄傲地宣称,“最近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不少于10个。”由于他们重视“事实和行为规范”,个人的声音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佛吉尔和他的专家们聚集在科研所里,梦想开拓新的殖民地。他列举了过去的胜利。佛吉尔得意地说,“在经济史中数学统计法极为迅速地得到发展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形式……美国主要经济史刊物上刊载的大多数文章现在都是数学统计式的;数学统计学家在经济史学会的领导层中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佛吉尔对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得意,但他说明历史现实的数字能力依然值得怀疑。1974年,佛吉尔和斯坦利·L.恩格尔曼(1936-)一起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这是一部两卷头的著作,自诩其科学量化的方法将奴隶史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缺陷表明了迷信方法的灾难:数字和方法掩盖了现实本身。“科学的”历史变成了科幻小说。

《在十字路口的时代》至少部分想证明奴隶劳动比从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这一生产率不是靠外部的体罚而是靠先天的劳动道德观念得来的。赫伯特·C.古特曼在他的《奴隶制与数字游戏》这一尖锐攻击的著作中发现他们的证据与方法是完全不恰当的。例如,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研究了一个农庄主对自己几年来鞭打奴隶所作的记录。他们作了必要的计算,得出结论说:“这个记录表明在两年期间总共鞭打了160次,每人每年平均被鞭打0.7次。”“在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看来,既然鞭打的机会如此之少,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这几乎可以科学地证明奴隶不是被体罚强迫去劳动的。

古特曼却证明佛吉尔和恩格尔曼错算了在此农庄劳动的奴隶数目。但是,即使是按他们的说法,他质问这一数字——“每年每人被鞭打0.7次”——的意义何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实如果重新解释一下,意思就会是“一个奴隶——‘平均’——每456天就要被鞭打一次。每两周就有三个奴隶被鞭打。”这说明受暴力折磨的水平要高得多。古特曼论证说: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的错误方法有掩盖实际情况的危险。“例如,人所共知,在1889年与1899年间,每年‘平均’有127个黑奴被私刑处死。人们如何来评价这一平均数呢?设想1889年美国有600万黑人……只说这一记录表明每年每个黑人平均受到0.0003起私刑,故在1889年大约有99.9997%的黑人未受私刑,这有什么用?在古特曼看来社会暴力的作用不能用平均数来推断。”

古特曼的反驳很有典型意义,表明一些历史学家在逆专业化的潮流而动。历史往往对想重新发现没有人研究过的民族、劳工、妇女或少数民族历史的那些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像古特曼一样,那些进入这一专业、属于左派的人士在两方面一直忠于自己的许诺:他们不仅要重现过去,而且要为参与的人——为公众群重现过去。因此,写劳工、奴隶、家庭、妇女以及冷战根源的美国历史学家为公众的议论提供了内容,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议论。威廉姆·A.威廉姆斯(1921-),尤金·吉诺维斯(1930-),霍华德·津恩(1922-),克里斯托弗·拉什(1932-)以及其他人都出版了谈论公共问题的值得一读的书——从《美国外交悲剧》(1959)到《自恋的文化》(1979)。

在设法将历史引出学术领域、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方面,赫伯特·古特曼自己的著作十分典型。古特曼(1928—1965)是犹太移民的儿子,活跃于左派政坛,起初就读于皇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后转到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是独立左派和劳工研究传统的大本营。以后他在新泽西的法尔雷·迪金森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纽约,在市立大学任教。

古特曼的著作不是技术上的专论,而是公开的反驳。他的《1750---1925年间奴隶制和自由中的黑色家庭》一书就像开篇的第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是直接为围绕着丹尼尔·P.莫尼罕的《美国黑人家庭:导致民族行动的实例》”的公众和学术界的尖锐争论而写的。古特曼针对的是认为黑人家庭已经被美国社会所摧毁和瓦解的这种看法。他想表明黑人家庭包含着惊人的弹性和活力。他还想削弱莫尼罕报告的政策意义。这个报告认为黑人的贫困原因在于黑人家庭,而不是像古特曼所认为的那样在于结构性的事业和种族主义。

在重新研究被忽视的历史底面——不为人见的工人、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新”社会史方面,古特曼是一位先驱者。他怕这一历史会忘记其公共义务。他对“新历史领域分裂的倾向”提出警告。许多历史“太狭窄地区分成类别,太狭隘地统计化和行为化……新的社会史正遭受着非常受局限的过分专业化的灾难。”古特曼不满这种学术化倾向,发起了一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让历史公开的计划——美国社会历史学计划,计划出版一部上下两卷通俗的美国劳工史——《谁创立了美国?》,以及一系列为广大观众设计的幻灯片和电影。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

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

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

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 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及其支持者代表了在推崇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的年代里过时的业余一派。威尔逊的反击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腐败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自身的狂热来承担责任的。《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这样评判,“这种对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一整套全新术语的热情看上去像是某一工业中对过时的工具进行系统改进的计划。”

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腐败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人不能理解的。”只有几个简短的部分写得还算清楚,从总体上看,作者似乎在故意制造含混。

如果《公众的堕落》显得含糊不清,那么森尼特的《权威》就是晦涩含混的——或者说是平庸单调的。书中的资料来路不明,论点不清;这本书没有写成。“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人们对权威、友爱、孤独以及礼仪的看法,从而产生一些更具有政治性的、更带有梦想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此书充满了堕落的学院风气,从形式上看,可以被视为低劣的报刊文章。书中提及大量的带有学究气的作品,却没有一个脚注(这还算好);但是,文章没有力度,文风不优雅;充塞着文本的是死板的语言,这些才是不能容忍的。

在本章中,我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阅读机遇如何产生……我的目标是要说明不管在这些特殊方面的需要链是多么混乱,它都不会制造混乱,也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有力量的人就是领导者,相反,它常常为国民提供一个机会和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交涉,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在他的《公众的堕落》和《权威》中,森尼特提到大量的作家或评论家,但是,却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批评和指正。森尼特的著作虽然论及权威,但他从未向权威发起挑战。在森尼特的思考中,每一个人只是为他的整个作品添加些调料,每个人只不过是指出、提醒并发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东西。多元和宽容是可贵的,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最终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森尼特是一个缺乏机趣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这种机趣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恭维。流动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谦和、平等的意识熄灭了思想的火花。

马歇尔·伯曼还算是一个较有力度的作家。然而,他对现代主义的论争却形成了一个黑格尔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母牛看上去如同午夜似的一片漆黑;他的术语和论争是如此大而无当、冗长散乱,以至于囊括了任何人及任何事。现代主义是生动、精彩、悲惨、痛苦、激奋的,同时也是辩证的。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尼采的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谁会不同意,但谁又能信奉伯曼那显然是激情勃发的论争呢?这一切继续膨胀为一种松散的、不严密的概括,以及轻佻的言辞。他用以下这些词语结束了对马克思的讨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划定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并存的空间。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传统都试图召唤并攫取一种独特的现代经验。两者都以敬畏,以及充满恐惧感的振奋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面对现代经验。两者都将现代生活视为穿入时代的一枚带着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潜力的子弹,两者都拥有一种终极或超现代性的想象……以此作为穿越或超越这些冲突的途径。”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适用于很多19、20世纪的思想家。以20种不同的形式重复了20遍,伯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含混不清的思想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在伯曼那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

在讨论城市生活和街道的时候,伯曼即使竭尽所能,他的文章看上去也还是充满冲突、复杂和沉闷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驳简·雅格布斯,雅格布斯当然是反对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对伯曼来说,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发现“在她的现代主义的文本下面潜藏的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亚文本,一种怀旧的逆流……雅格布斯,像如此之多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在一片幽暗、朦胧的地带游移,在这里,最丰富、最复杂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最卑劣的信念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细微而难以捉摸的,如果确实有界限的话”。

从这里开始,要确定雅格布斯和她的有历史意义的对手罗伯特·摩西都是现代主义者仅有一步之遥。当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伯曼生动、尖酸地描述了摩西是怎样摧毁布朗克斯区的。为了说明这点,他指出了一个特征:“摩西及其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强调了有关战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的断裂。”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伯曼用他自己的冲突、复兴、辩证法这套可信的术语做出了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包含着它自身的内在冲突和辩证法;表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可能凝结为教条的正统观念并变得古板而陈旧;表明现代主义的其他形式可能被淹没……如果我们学会通过一种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自己身上构想出一圈圈的光环,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另一种现代主义——最古老的现代主义之一,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也是最新兴的现代主义之一——那里学会打破这些光环并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森尼特和伯曼那固执的含混以及永恒的勃勃兴致都已经使他们抛弃了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惟恐被指责为否定主义,他们的著作里点缀着一些建设性的观点。森尼特的著作周旋于大众心理学的边缘,对生活及其问题只字不提。在《权威》的最后,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么。这些,就是打破需求链的五种途径,它们都建立在正直以及通过讨论修改上层决议的权力上:对积极活跃的声音的利用;对类化的讨论;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服从来响应一个方针;角色转换;有关培育训练的面对面的协商。这些破坏和瓦解是把抽象的经济与官僚势力整合为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契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破坏与瓦解,对万能的权威的恐惧才可能得以真正地减少。

伯曼更加雄心勃勃。他是人类灵魂的传教士,是城市人民党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复兴、力量及群体的迹象。他的目标是将“现代主义”拿来为自己所用,以便“我们将看到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理解的更有深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的共通性、一致性……而且,我们将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极其丰富并生气勃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只要我们渐渐地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伯曼动用了所有这些流行词语:根源、群体、共通性、力量、生命力。这对于成熟的左派分子来说,是一派学术胡言。

他以轻快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著作。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会有助于拯救布朗克斯区。“我想借用现代主义来引发一场和我们的过去、和我的布朗克斯的对话……”一个“现代主义的视野和想象能给我们受到重创而残缺的内城区以生存的希望,能有助于或迫使我们非城市的大多数人看清他们在城市命运中的风险,能带给城市富足的生活和美”。

伯曼常常梦到布朗克斯壁画。它可能被绘制在沿着克罗斯一布朗克斯高速公路的撑壁上,这条高速公路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这幅壁画可能不得不以一些根本不同的风格绘制出来……布朗克斯的孩子们可能被鼓励回来并把他们自己置于画中:高速公路的撑壁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孩子……驾驭着历史穿过所有这一切可能是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驾驭历史的人可能会感觉被这些人物、环境和奇异的图案深深吸引……”

好像在上班的路上汽车从这幅壁画旁疾驰而过,或随着纽约人来车往的交通从壁画前缓缓移去都不足以为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于是,伯曼又针对这幅壁画产生了一个同样丰富而奇妙的念头: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形式考究的拱门”。

这个拱门可能是圆环形并可以充气膨胀的,好像一个自动轮胎或过水面包圈。当它被打足了气以后,它可能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消化的硬邦邦的面包圈,但又是飞快穿过入口处的一个理想的轮胎;当它被放了气以后,它就变得软塌塌的,就像有了漏洞,会出事的轮胎,但它又像一个面包圈,诱惑你停下来,尝一口。

这就是伯曼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梦想。当然,上面所述并未详尽一切。这个拱门什么时候被充气,或者什么时候被放气?将给它涂上什么颜色,是轮胎色、还是面包色?(伯曼教授对过水面包圈的精通还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它们一旦漏气就会变形。)显然,这是一个幻想,但作为一种想象,它就像一些快餐店里的巨大的炸面饼圈和热狗一样,是由灵感而生的。作为一种计划,它尚未成熟。

伯曼在表达他的思想观点的时候像以往一样冷若冰霜:我本可以继续谈论过去10年里更令人激动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我想还是以布朗克斯区告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部耗费了我大量时间的著作是怎样融入到我们时代的现代主义之中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被埋葬的历史的现代精神,试图在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中揭示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们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

这些句子似乎是从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讲中拎出来的。最初的纽约知识分子被视为能说会道的铁嘴——和斯巴达式的作家;他们写一些文笔优雅、韵律优美的散文。后继者失去了这种才华。森尼特和伯曼都是絮叨、饶舌的作家;优美的散文变成了稀松的一本书。森尼特这样写道,“不同的经历以及在远离亲朋好友圈子的社会某一地区的经历;‘媒介’是与这两个公共原则相抵触的。说了这些以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这好像是一个自制的公式。”

这些例子都不是偶然见到的。这些著作缺乏平衡与典雅。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伯曼的著作是私人化的,而森尼特的却是官僚化的——他们的作品都似乎是未完成的写作。他们不着边际地闲聊、摸索,而这种不切题的漫谈使他们的论争毫无锋芒。正是在这里,形式变成了内容;《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都是极其含混晦涩的著作。总的说来,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或是一种心绪,而不是提出一种见解或给人以启发。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喜欢这些著作;论争和内容在题目和基调面前逊色三分。甚至有那么一点原创的笔触,这些著作也没有为一个读者群去审度广博的社会问题;当一本书真的关注社会问题了,读者是会感到高兴的。这些著作如何写下去,或者说它们是否写下去似乎并不重要;一个或两个章节以后,它们是否又具有可读性了,甚至又具有连贯性、一致性了?是否有人能明白森尼特的观点?或者是否写到350页伯曼正梦想着可以充气的面包圈?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著作是凭着它们的书名、它们的主题以及作者为公众写作的一般性努力而生存下来的。然而,生动、鲜活的纽约文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这种文化中,思想和语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取得成果的倒是纽约文化的后期。

还应该提到纽约文化生活的一个附加标志:《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的发展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建立在独立写作、年轻的思想家和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基础上。从—开始,也就是在1963年新闻界罢工期间,当《纽约书评》的痴迷者苦于再也看不到这份刊物的时候,《纽约评论》已经流露出对纽约文化生活的虚张声势。

可以断定,正是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书评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1963)这篇文章中自夸“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为第一期“投稿了”。他提到了伊丽莎白·哈威克、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菲利普。莱福、诺曼·梅勒、威廉·菲利普斯、玛丽·麦卡锡,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稿人。

一个青年批评家在为《纽约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波德霍雷茨(和几个其他评论家)赤裸裸的自我与群体的张扬。里纳塔·阿德勒带着对波德霍雷茨以后事业的神妙的先见之明于1964年写道,“有关这篇文章有几点极其重要的说明。苜先,‘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出现了14次(题目中出现的一次不算)……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的演说者……而且,‘在我们最有才华的文学志士(包括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中,评论被视为那些野心勃勃、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一项职业’……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辞意味着新的评论家把批评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声张个性的机遇而不那么看作是对文学的支持。”

阿德勒预见到了未来:她把这种评论描述为“……一种精心的相互参照以求彼此提携影响和声望;一种走向以惊人的拙劣论证为特点的反动……虚伪的智性主义和腐败的自由主义……一种态度和技巧的杂糅,力争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正在被评论的书中移开,去关注评论者的个性……”。

当这些锋芒指向波德霍雷茨(他主编了《评论》和许多后来与《纽约书评》“决裂”的刊物)的时候,它们也针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心爱的期刊——一度——是《纽约评论》。10年后,一项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研究论证说《纽约评论》几乎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刊物。“如果你年轻、有天才,并且是白人,那么,别理《纽约评论》。而且,它的那些编辑或许也不会理你……总的说来,当《纽约评论》渐渐地开始对付青年作家或‘没有名气的’作家时,它已经声名狼藉了……”

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一些东西。《纽约评论》在办刊的最初10年里是充满活力与激奋的——或许是由它与外界强大的张力所点燃的。然而,今天它却大不一样。临近25周年纪念,它不仅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投稿人来说,《纽约评论》不是进一步依赖于普通的教授而是依赖于属于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教授,那些有头衔、有职位的教授,尤其是那些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授。它的微乎其微的几个独立作家是像高尔·维达尔和西奥多,德雷珀这样的老的投稿人。当它继续发表一本正经的,有时是带有挑衅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时,阅读《纽约评论》使人想起的是伦敦的午茶而不是纽约的熟食店。

从1985年随意抽取10期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这种变化,尽管这样的检查是不科学的。排除诗歌和二流文章,在116篇一流的评论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作家和教授写的;其中,20篇是来自牛津和剑桥。《纽约评论》拥有英国教授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教授证明了它曾经主张、维护的自由写作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灭绝。

当然,这还可能证明更多的一些事情。新的青年作家在《纽约评论》的长期缺席已经被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还是也同时反映了《纽约评论》编辑们的愚昧?里查德·柯斯莱内茨(1940-),一个已经仔细地,或许是带有成见地审视了他那代人的青年作家,“总结说青年作家黯然失色,得不到关注不是因为占据、包揽了《纽约评论》的纽约知识分子有多少才华,而是因为他们各居其位,形成了一种权力网络。柯斯莱内茨写了一篇有一本书那么长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就是纽约的同行不允许任何比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年轻的人进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出生于1933年。对于柯斯莱内茨来说,失踪的年轻作家是受压抑的作家。

肯定地说,这一论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污蔑为对没有才气的、被拒斥的作家的抚慰。为了对自己的、事无成作一番解释,他们幻想有人要阴谋反对他们及他们的朋友。柯斯莱内茨也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对《纽约评论》的评论家的憎恨为借口而不对这一刊物进行探究。

对《纽约评论》最严重的指责常常是大而无当的。年轻作家的缺失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刊物在编辑方面的政策。然而,没有一种期刊能简单地照映出文化潮流,细读《纽约评论》便可以发现可悲的证据。它从未培养、甚至从未留意过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25年来,它从文化战线撤出而没有任何贡献。今天,文化运作必须依赖于外来资本,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被延误的政治后果开始呈现出来。像《新标准》和《评论》这样的保守派刊物,努力地、当然也是明智地培养年轻的作家。《纽约评论》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它现在抛弃了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是,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公共话语权的左派作家较少。

然而,对《纽约评论》的想人非非可能毫无意义。编辑们控制不了文化的闸门。因果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纽约评论》从不欢迎年轻的作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不等你伸手邀请就主动来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缺席,特别是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缺席,不是因为旧日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大门紧闭,而是因为这些中心根本就瓦解了。

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并且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大学教授的命运,这几乎就是屈从于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以校园为家。其他人是禁止人内的。为什么?甚至除了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管子工和木工以外,还有一些职业,如果不说是要求的话,也得至少要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即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在美国13.6万名专职图书管理员中,“难道其中一些或很多人有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吗?书商和编辑、律师和医生、新闻记者和财团经理又如何呢?他们会仅仅因为没有大学的证书就永远被排除于知识分子行列吗?

显然不是这样。然而,这里决定性的一类不是那些珍视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致力于公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任何人都不能说木工或图书管理员或脑外科医生就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但很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乏让我们看清了日常工作环境是否鼓励公共创造。如果律师也从事教学,他们可能常常会写点东西,只有法官和其他的律师会读、或想读他们写的东西。图书管理员可能热爱书籍,但又可能因为在八小时的细心工作之后筋疲力尽而不能提笔。

马克思以后的100年(或许是以前的100年),提及某个人,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是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工作就是生命。这个问题也意味着在询问他或她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都在为工作而奔忙,那么他就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好比一个木工置身于律师之中,或者一个教师置身于影视工作者之中。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兴趣就丧失殆尽了。“一个高中教师?……非常有趣……喔……我想我需要给自己充电……”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也许,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或她思考些什么,梦想些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除去其粗俗和愚昧,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社会秩序就是这样压抑人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工作,那么我们便了解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人们是室内装饰师或皮制品进口商,那么我们便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弄清他们的思想和关注。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也假定他们不是作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把他们与他们的工作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假定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它仅仅是建立在工作灌注生命这样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归纳或概念。博物馆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牙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为公众写作。

除了大学教师,只有一种群体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为公众写作:记者。置身于大学门外,或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大学,这些记者使采用公共话语、针对一些公共论题的写作传统经久不衰。尽管大多数非小说著作是教授们写的,但是,是记者们常常提出相当数量的话题。“美国的经典文学家埃德蒙·威尔逊自称是一名记者。“当我说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不是指我一直在与新闻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主要靠为期刊写作来谋生了。”

不断地,记者已经支撑着——更多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几乎感激不尽,于是将他们神化,这就是社会的反应。随着大学教师的生活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新闻工作已经得到了扩充与发展,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伟大:生动有力、有责任感、有公共性。在无数的电影影片中,从《所有总统的人》到《沙场》和《火线下》,记者都已经被浪漫化了。他们寻求真理,不惜以生命或事业为代价;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公众事业。教授们所不具备的一切他们都具备。

现实有点不大一样。如今,“记者”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术语;它包括那些从事电视和广播工作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出版”界的人土,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专职作家和业余作家或自由写作者。主要网络和访谈节目的电视新闻记者自成一体;他们几乎都得不到高薪水以及特别的关注。正如电视上的一切,电视记者的罪恶(与德行)也传遍大地。

讲演节目已经发现了电视记者。据詹姆斯·法勒斯报导,当今甚至那些不大的商业群体也开始组成代表大会,让一个能给他们以训示并使他们对在华盛顿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协会得到会员们的慷慨解囊,不可避免地选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人会,这些记者出色地做完了电视谈话节目。法勒斯对这种有害的结果进行了反思。特别擅长使用“学术上那些夸张、空洞的警句”的保守、好斗、爱炫耀的个人操控了电视访谈节目和讲演节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功的典范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典范,10年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20年前是里查德·罗维雷或西奥多·H·怀特,30年前是詹姆斯·赖斯顿或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这样的典范是乔治·威尔……这一新的典范有助于使政治辩论比其他时期更加狡诈和盛气凌人。”

缺乏这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出版社的记者则是一个大得多的群 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点像较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然而,正 如校园限定了大学教授,报社限定了记者;分派的任务和最后期限 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尽管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受到这 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它们也同样折射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当前,报纸种类的缩减,以及不断加强的通过“隐晦的”和有关“生活作风”的新闻报导来吸引大量的读者的努力阻碍着记者。大学自然地扩充了,报纸也已经减少了。一项严厉的调查质问报纸是否正放弃它们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其原因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有一点是为人熟知的:正是把美国人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的这股力量使城市的报纸大伤元气。当人们放弃了大量的交通工具以后,他们便开起了小汽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只能扫视路面,而不能浏览一下报纸的头版新闻。“中心城市和大量交通运输的瘫痪意味着大都市的报纸不再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从商业区的办公室和工厂蜂拥而出去买份报纸,以便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打发时光。新兴的郊区……以及开小车上下班的工人已经减弱了数百万个家庭的读报习惯”

例如:《纽瓦克新闻》,很可能是新泽西最有名的报纸,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团体,它拥有五名主笔作者,一个华盛顿的通讯员,有它自己的剧院、艺术和书评,还有一份星期日杂志;它常常被当作“新泽西的《纽约时报》”。《纽瓦克新闻》于1972年停办了。什么原因?商业区的运送报纸的卡车遇上交通阻塞,到不了新的人口集聚中心。“正是大城市的报纸拒绝随其读者向郊区转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赤裸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

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给他们自由空间的;他们只能研究那些编辑和管理部门认可了的主题。

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历史,新闻史也就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成长和大学的扩张发生的。当快餐外卖取代了油腻的餐勺、自动售货机替换了报摊或绿色的校园排挤掉破破烂烂的城市公园时,没有必要把这些说成是文明的没落。但它对文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影响对谁都一样,不管他是在城市马路上还是在郊区林荫道上长大的,也不管他是那种被出版商拿捏的知识分子抑或是被三个“裁判”、十名同事、几个委员会和若干系主任拿捏的知识分子。

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它并不要消灭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适应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只是不聘用他们。即使是《时代》杂志帝国的亨利·鲁西,这个常常被斥为宣传大师的人,尚能雇用甚至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大学却与之不同,是由委员会决定聘用与否:受聘者需要学历、关系、谦恭有礼和良好的品行。这与征求某个个人的同意完全不同:要引进一位有才华的学者,首先得获得某个委员会的赞同,委员会再推荐到系里,系里与委员会主席商讨后再向系主任提议,最后由系主任向校长建议。想象一下“埃德蒙·威尔逊教授”或“H.L.门肯教授”简直就有点荒唐。

在书籍的提要和献辞那些少见的角落标志出文化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书籍中通常有辞藻华丽的前言题献给支持作者的资助人,并期望他会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教益和启发。在17、18世纪,买书和读书的公众取代了资助人,书常常题献给高雅而感兴趣的读者。“读者群不再限于宫廷和贵族,”一个对伊丽莎白时代书籍前言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毫无麻烦地献给各阶级的读者圈。”“献给绅士读者”或“献给优雅高贵的英格兰女士”或“献给可敬的伦敦市民”都是一些典型的题辞。

跳到当代,打开一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读物,就像在浏览私人电话簿。正文前面常常是一列密密麻麻的名单,有同事、朋友、研究所和基金会。无名的读者变成了有姓名、地址和受尊敬的读者。这是风格上的变化,但还不止于此;这是民主时代的出版审查。它意味着作者或作品通过了考查,获得了某个专门网络的许可,这一网络过滤掉了粗鄙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这是一项严肃而规范的工作的标示,它既保护着、也恫吓着作者和评论者。即使是完全文责自负的作者,他的书通过了一大批学者的审查、由一所著名大学出版、又得到许多基金资助,谁还去找他的茬儿?

这都是潮流,而不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国家太大、文化太复杂,没法理出个规则。然而,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容易被辩解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概括都不可靠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笃定要发生。知识分子可能到处都有,但在哪里他们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和有限的选择:青年人尤其易受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日渐狭小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玩笑: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私人与公众、隐匿与可见、职业与业余,这些都是含义深刻而费解的术语。它们不是简单地对立的概念。今天是隐匿的和职业化的,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开放的和公共化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主要是教书和彼此为对方写作,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但他们有学生,这些学生会转向其他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名声并不显赫,却对自己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师激励着、引诱着、教导着自己。文化的传送带有可能彻底转向吗?曾经是公共性的东西现在却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大学教室和作业中,这可能吗?

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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