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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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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书是免费书籍 2020-06-30

目录页[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目录

◆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 致谢

◆ 前言

◆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显著。“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职业分工越加细密的专业社会,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宪 许钧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致谢

我讨厌包罗万象的致谢时尚,因此我要把致谢辞写得简短一些。感谢诺米·格劳伯曼,我坚定的同志和伴侣,还有我的孩子莎拉和山姆,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我感谢保罗·布赖内斯,乔尔·科沃尔,卡尔·博格斯,以及生活在这个大陆各地的那些批评我、反驳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雪利·查斯拉夫和在温哥华与蒙特利尔的其他诸君,这一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谨向现已为我编辑三本书的编辑斯坦夫·弗莱瑟致以衷心的谢意。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前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起这个有趣的发现,还有更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问题所在。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论题,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有关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激进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消亡已经谈得很多了。当然,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激进主义的衰弱是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应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白宫用膳;他们受到公众的青睐、承认,并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满意——此书旨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比新保守主义分子更激进,他们常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视;他们和时代不合拍。也许。但这么说可能又让人费解。和50年代相比,左派已经很活跃。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在各地授课;激进分子发表无穷无尽的言论;更广大的左派几乎不怕麦卡锡主义的压制。然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为什么?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识分子是“看不见”了,下这么一个结论是困难重重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说明还有公众在。公众人数可能正在减少,但年轻的知识分子确实都消逝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众的消失。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的确,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往常常为小刊物写作;但这些刊物,只要还有希望,都面向一个庞大的社群。“我们把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充满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种艺术》的编辑在辞别社论上这么说,“艺术是经验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根源。”④投稿人都把自己视为男女文人,看重并追求一种简约的文体。他们为各地的知识分子及支持者写作;这些刊物规模虽然不大,毕竟是面向世界的。通过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群,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些小杂志上训练过以后,马克斯·伊斯门或德怀特·麦克唐纳或欧文·豪得以轻而易举地转向较大的刊物和公众。

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类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继续在文化界露面,因为他们掌握着公共话语。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颇有讽刺意味:从公共生活中退离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成年人——那会儿正是持续了近15年的动荡时期。这些群众运动的老手们过去经常把大学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谴责他们的老师,并嘲笑过去的思想家,今天他们怎么会变得比老前辈更平静,干上大学教师这最严肃的职业呢?我不给出惟一的或简单的回答,然而,这个讥讽暗示着大规模的文化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此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离开过校园;还有人发现,除了学校就找不到别的去处。他们成了激进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是如何推断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缺席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那里的确是一片空白。举出一组重要的、年轻的美国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这也许靠不住;他们的名字都不响亮。然而,要说出“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并不总是困难的。一度作家们、批评家们习惯于抱着成见探索新的一代人;他们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对他们的德性却说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简洁的名单中也会出现许多空白:重要的年轻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可是回到5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活跃的批评家,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莱福、C·怀特·米尔斯、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昂内尔,特里林、大卫·里斯曼、欧文·豪、小亚瑟·施莱辛格、埃德蒙·威尔逊、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锡德尼·胡克,还有其他无数的人。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著作: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贝蒂·弗雷登的《女性的奥秘》、保罗·古德曼的《成长的荒诞》、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威廉姆·H·怀特的《组织人》、以及麦克尔·哈林顿的《别样美国》。

我简单列举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说明两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占领着当今的文化巅峰的还是这些著作和这些作者,很少有别的著作或作者进入这个巅峰。今天,25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继续倾听早在50年代就受到关注的那些知识分子诺曼·梅勒、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或高尔·维达尔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

当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向老一代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挑战,甚至没有人能对老辈作者的思想有所补充。他们通常露个面就销声匿迹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岗位上掌三十几年大权——从50年代到肋年代——是令人惊讶的;在一个以青年人及自身的生机勃勃为荣的社会里,这同样是令人震惊的。当日趋老化的美国工业设备引起大量的话题时,知识阶层的老化却没被注意。人们不禁要问: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

十多年前,一个研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对年轻的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缺席发表了评论。查尔斯·卡杜辛发表了他对美国思想家所做的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他想归纳出——指出并描述——美国“知识精英”的特性。为此,他采访了110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人所知,因为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上,诸如《纽约书评》、《评论》、《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纽约人》和《纽约时报书评》等。‘

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么有趣的资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名单。1970年的10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以及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除了桑塔格(1970年她37岁),其他人谁也不年轻。即使知识分子的名单扩充到“前”70名,其中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使卡杜辛深感烦恼。应该说,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错。

“[名单上]没有青年知识分子,这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构,”卡杜辛总结道。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出现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个时期。更有甚者,老朽的“精英”今天并没有退位,他们自20年前以来一直占据着显赫位置。“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卡杜辛说,“基本上还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

卡杜辛要求那代“精英”能承认刚刚出道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做不到。卡杜辛认为这未必会意味着永久的空缺,他猜测:“后来者尚未使自己成名。”他又充满信心地认为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可是15年以后看来,他的这一信念没有充分的依据;后来者仍然没能使自己出名。今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看上去很像卡杜辛的名单(除了已故的)——这份名单15年前就发黄了。

自从卡杜辛的研究开始,其他非正式的对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也已出现了。尽管它们没有为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感到痛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缺席。比如,丹尼尔·贝尔成了几代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最近,“第二代知识分子”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喜,也没有新的名字(诺曼·波德霍雷茨、斯蒂文·马尔库斯、罗伯特·布鲁斯坦、米奇·得克特、杰森·爱泼斯坦、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西奥多·索拉塔罗夫)。当今一些反映重要见解的文学选集也反映出同样的文人老化;《党人评论》(1984),创刊50周年纪念的特刊——近400页——中,我们看不到年轻人的面孔。甚至为展示青年人的才华做出更大的努力,也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乡绅》杂志定期刊登激烈而有益的年度讨论,内容是有关“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正在使美国发生变化的40岁以下的女士和先生”,他们普遍撒网,刊物上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肖像。如果把计算机能手、建筑师和艺术总监放在一边,《乡绅》1984年和1985年都没有刊登显赫于他们专业以外的任何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

当然,对这些原始资料都应给予具体分析。比如,卡杜辛的研究受到五个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项让他煞费苦心的经验的和“科学的”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循环论证的:要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说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选出第一批呢?在“有影响的”杂志的2万篇论文中努力搜寻,我们便能认出最频繁投稿的人。缺陷在这里:要被采访的群体已经被有影响的杂志抢先选中了。而且,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又还能指出谁是有影响的呢?大概只能是他们自己吧。

我浏览期刊并随意地向熟人提问题,也肯定了一代人的缺失。《纽约书评》或许被我当作一级刊物推出,它表明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反映美国的过去的重要期刊——《拨号盘》、《大众》、《党人评论》——与成年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从约翰·里德到马克斯·伊斯门和菲利普·莱福。然而,将近25年以后,要想说出一个和《纽约评论》有关联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困难。当然,出类拔萃的作家也确实在刊物中出现,从玛丽·麦卡锡到拉什·克里斯托弗再到高尔·维达尔,但是他们都不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成了名的。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我非正式的研究结果。几年来,我已经请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及作家说出有广泛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什么专家的新的美国知识分子。以其读不懂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受称赞的X教授不发表看法,以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电脑化而受称赞的Y教授也不发表看法。我的标准和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对知识分子的调查中运用的标准大体一致:“政论学家、非商业性杂志的编辑、小册子的撰写者、一般论题的作家。”

我没有得到什么让人信服的回应,而且,常常是毫无回应。以自己的智慧和悟性而骄傲的朋友们通常迅速地回答: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不,我再强调一遍,我正在寻找在美国(或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听到:伯克·肯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诺曼·O·布朗、锡德尼·胡克。不,不是,我又重申,是新的、年轻的、有普遍重要性的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噢,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最后的10—15年中的?……是,当然……有……呵……你是说,10—15年,不是25年吗?……呵……是……对……没……有……没有……”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朋友们都若有所思地走了,为那个既让人震惊又没被人注意到的缺席而困惑不已。

这是令人惊讶又不被人注意的;而且这绝非小事一桩。社会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带着30年前文化和政治斗争烙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美国文化的未来不是“绿色的”而是“灰色的”。

考察难以捉摸的文化生活,我很难提供一种准确无误的结论来拒绝所有可能的其他答案。我关于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有可能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挑战,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活跃在新闻报刊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的”和不怎么新的报刊(个人新闻报导、丑闻报导、僵硬呆板的评论)证明——或曾经证明——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一代是存在的。而且,不说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仅报刊记者就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把所有的生活都仅仅局限于出版——截稿日期、篇幅、稿费这些烦琐的日常工作上,最终肯定是冲淡而不是加强了智力劳作的意义。我在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中简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的论点也可能受到这样一种回应的攻击,即年轻的知识分子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上;或者认为在老一代编辑和出版发行人操纵的公共舞台之外,新作家不但存在而且正茁壮成长。然而,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主流影片或收视率很高的电视片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管这些编辑们是多么专横或目光短浅,他们是否能把握时代的方向也是让人怀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文化的发展、时常也使文化降温的经济风向。在数以千计的描述20世纪美国变革的统计中,有两项或许能大致解释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第一,受聘于大公司的人数不断增长,取代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艺者;第二,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大爆炸”。这些潮流使知识分子从独立性转向了依赖性,并放弃了自由撰稿人,转向在学院里作付酬的教学工作。在1920-1970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大学老师却增加了10倍,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新创建和扩充规模的学院,如果我们不说是强迫的话,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当丹尼尔·贝尔在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告诉鲁西他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四个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写点东西,休息休息。诗人戴尔默·施瓦茨对他的一个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一个人花那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梦想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的快乐,这些似乎都不足挂齿;当然,他们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圈内的人很少把自由写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尔逊说到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时这样写道:“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学教师生活所获得的有利因素,诸如薪水、安稳、暑假等,似乎还没有不利因素多:有时早晨8点钟就得去开讲座,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然而,这些得失权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17)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更早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1900年的那一代很少有人写过那种论文;而且,当这极少数的人写那种论文的时候,大学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微不足道,也不能让他们把眼光紧紧地盯着论文,而是把目光投向大学以外的更大的公众群。特里林在回忆他的博士论文时提到这一点:“我决心涉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气质……这一决心就是要发现自己的受众,但这种受众不在学者中,而在一般公众中。”(18)

在沿着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前行方面,特里林完全是个例外。“过渡”的这一代人中也没有人获博士学位。他们在50年代进入大学(在后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成为没有博土学位点的“重点”大学里有终生教职的教授;或者根据以后几乎不再被沿用的条款,他们被授予更高的学位。丹尼尔·贝尔回想起当他就要被获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遇到了一个让人棘手的问题。他们问他:“‘你有博士学位吗?’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怎么会没有呢?’我说,‘我从来不会屈从于一篇论文。’”最后他们根据他以前的工作,那本他写成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授予他一个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这种非正式性反映了过去的一个时代。现在像欧文·豪或艾尔弗雷德·卡津那样没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要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就不可能了,或者像丹尼尔·贝尔、奈森·格莱泽那样因过去的工作和成果而被授予学位的人也没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带着为几种刊载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杂志写的一堆论文出现在论文“答辩”中。而他们的前辈无需获得必要的学分或上讨论课——也不用付正常的费用。很显然,后来的这些学术障碍或新规定比什么麻烦都烦人;多年来,它们的实行限制了年轻的生命并最终限制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和个性。

当然,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那时开放的文化空间不存在了,他们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正在萎缩的文化空间——不管是否被承认——把年轻的知识分子成群地赶进了大学。如果大学教师的薪水和安稳只是诱饵的话,那么,传统知识分子生活的衰落对他们来说才是可怕的打击。

靠写书评、写文章维持生计已不再是什么困难不困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有影响的杂志和报纸的数量不断地在下降(仅存的几种杂志和报纸的稿酬也没怎么上涨),无路可走,于是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如果说西部的疆土边界线19世纪90年代就封闭了,那么文化的边界线到20世纪50年代才封闭。这10年以后,知识分子不得不进入也已确立的学院体制或重新接受培训。

正在萎缩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生活范围的丧失,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全都更新为杂货店和住宅。20世纪初以来最主要的城市波西米亚群落——格林威治村,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自由思想为承诺,吸引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付廉价的租金就能得到。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约翰·里德、弗洛埃德·德尔、马克斯·伊斯门就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中,并赞誉这种生活。当然,有时他们也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

格林威治村尽管经常被描写得死气沉沉,但在40和50年代期间的确是充满生机的。“我是在1949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抵达的,”麦克尔·哈林顿写到,“放下我的行李便去找格林威治村。”他找到了,那里的人都来自一个大家族,“自愿脱离中产阶级。”对哈林顿来说,当50年代“垮掉的一代”把火炬传给60年代反文化的一代时,格林威治村就结束了。那是60年代初的某一个晚上,一个“腼腆的、名叫鲍勃·狄伦的小孩,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出现在一队骑兵中[聚集在他们常去的小酒店]并模仿着伍迪·格思里的样子。”

格林威治村的消亡,当然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它的消亡无疑使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黯然失色。整个50年代,这地方成了逃离传统职业的人们的避难所;即使作为一个神话,它也使一种独立的生活初见端倪。当然,一些伪善者、骗子和爱捣乱的人也涌入格林威治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情况一点也不错,况且,这或许正说明了这个地方的某种魅力:他们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没有格林威治村,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除了大学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也不能向其他选择进行挑战。

即使H·L·门肯对波西米亚群落没有特别的好感(“这个村落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噪音”),也得承认“这里的景观给了我愉悦”,因为它展现了“年轻人对教授们教学上的专横的自然而然的反叛”。在“对预科课上的一团迷雾嗤之以鼻后”,我们发现一个从乡下来的、穿着灯心绒裤和丝绒夹克的年轻的准诗人,在麦克道戈尔街地窟里愤怒地用拳头敲击一张松木桌……他的话里充满了对诗集、未来主义、幽灵、旋涡画派(未来派的一种)以及表现主义的精神错乱式的尖刻批判。这是一个奇迹吗?——他问道。

不再是奇迹了。绅士化使格林威治村的廉价租金取消了,把边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挤了出去。本来属于波西米亚式生活中心地带的地皮,在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的时候就割让给了他们。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把纽约变成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一个再也不能维持不富也不穷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生活的城市。

在其他各地,城市波西米亚式文化人也屈从于同样的经济压力。格林威治村是主要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聚集地,但不是惟一的中心。旧金山的北海滩、洛杉矶的威尼斯也同样吸引着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他城市也自诩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临时的、小而整洁的波西米亚驿站。这些做法当然很容易受到诽谤。然而,不管你对社会有这样或那样看法都不应忘却,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甚至在一切个体的生活中——众人拾材火焰高,几个朋友在一起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朋友可以相聚在圣·路易斯的咖啡屋里,也可以相聚在西雅图的书店里。波西米亚群落就可以这么小,同样也会生气勃勃。

然而,即使这与世隔绝的书店或咖啡屋在近几十年中也相继关闭了,变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重新开始营业。滋养着波西米亚文化人的廉价而又使人心旷神怡的城市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暗淡无光使文化空间也完全黯然失色。杰罗尔德·西格尔在他对波西米亚的研究中写道,“曾经被放浪不羁知识分子占据的自由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狭小,甚至越来越难以发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被严格细分为郊区购物中心、繁华的市中心以及荒凉的贫民区这样的社会中成长。无论是在文化上或是物质上,地理环境都没有为在城市或郊区的校园以外寻求类生活的知识分子提供避难所。

所谓的文化生活,乃是由知识分子的如下活动构成的,他们不只是写作或思考或画画,而且还生活、工作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却很容易被忘却;埃德蒙·威尔逊或乔弗雷·哈特曼,后者是耶鲁大学的英语教授,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他们俩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生活。我提及这点是因为我的论述将由于他们的小传而变得耐人寻味;至少我将提供出生日期,有时还提供当前的活动。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要把这本书搞乱,而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代一代人发展过程的轨迹。它关系到那些为《纽约人》或《中西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撰稿的人,不论他们是出生于1910年还是1940年。

然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样的。生平经历不能取代思想。为了这项研究,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又正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简化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精神也许更为重要。

保险业的官员也许能写出好诗;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写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们都不会这么做。最好是记住这种事而不要为之烦恼。保险业官员常常作一些记录和摘要,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写专题论文和奖学金申请。精神也是一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训戒。人们固然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不针对个体,但也不回避个体。评论必须锁定在对具体人所作的判断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歪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许,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着公众的注意力,而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则是正在繁荣兴旺的青年人文化。这些情况谁又能说得清呢?

是的,没人能说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无关联的隐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判断比想象更多,就必须依赖一些事实,从手头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着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选择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调查必须仔细分析所有材料,同时应该看到它们都是带有偏见的;即使最审慎的文化上的结论也不仅是对个别艺术家和作家的评定,而且还是对事先选定的群体的评定。当然,从狭义上说,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这群人和那些没有能给公众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最离经叛道的几代人也是从众者;他们认可了某种文化上的规训。

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一个批评家可能向苏珊·桑塔格或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有影响的观点发起挑战,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选人发起挑战并同时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选人名单就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想象到一个平和的历史进程优胜劣汰,选推出了天才而埋没了平庸者,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见的或默默无闻的天才浪漫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贯爱好——我更不想夸大那些受到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更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内在才能。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至少自从《拨号盘》于1918年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开始,曼哈顿及其知识分子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不仅主要的出版社,还有主要的知识分子刊物都云集在纽约:《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纽约人》、《国家》、《纽约书评》及《哈泼斯》。

这是令人遗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为没能受到纽约出版社和评论家的注意而牢骚满腹。得出以下结论是合理的,即纽约是因为强权和腐败而称霸一方的。也许,西海岸至今仍没能创办和纽约抗衡的知识分子刊物倒是个严峻的问题。从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图书销售来看,洛杉矶这个大都市足以和纽约抗衡,或许还超过纽约,但这些数据却不能变成文化杂志的数量。《洛杉矶时报》虽然不能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倒还有点名气,而《星期日书评》杂志就算不上什么了。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基于一种让人眩目的视觉幻象。虽然文化活动涌人诸多城市和大学,这个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年复一年纽约在缩小,但由于没有一个与之匹敌的中心,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仍然把别处都覆盖了。从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或俄勒冈的波特兰来看,纽约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论述过程中也被同样的幻觉缠绕着。即使当我涉及到一些个人和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时,我也不想夸大认为他们有显著优越性的幻觉;即使当我在论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消逝时,我也不想把前几代人奉为圣人——对于以往那些没有写出什么经典之作而让人失望的纽约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更明确地说,如果说那些来自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雄踞于文化风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为文化的风景已变得太平板化了。

当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怀特·麦克唐纳、C·怀特·米尔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单还可以扩大——但人数不会太多。美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学的、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惊。在莱昂内尔·特里林身上可略见一斑,他通常表现为美国(和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风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优雅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优势恰恰是他明显的局限。使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类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韵律和审慎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他的才气、独创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学;他的社会理论是肤浅的;他的哲学是薄弱的。他那些为仰慕的听众作演讲的文章不堪卒读。在《自由想象》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对V.L.帕林顿的说法正好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就其单一但却完全是批评性的特质来说,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不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还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为他们掌握了公众话语而隐约出现在广大公众之中。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确实,60年代的活动家赢得了公众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去从事其他事业;还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学里。今天要说出哪怕几个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决非易事;甚至那个时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国的绿化》、《追求孤独》——都缺乏早先社会批评的力度。当然,这一事实重申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后又退出了。所以说,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要说明波西米亚精神的发展及其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常常会引出一些恼人的问题:如何界定波西米亚精神?它的兴衰是什么造成的?它又是何时并如何对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的活动产生影响的?以其关于官僚化的“铁的法则”而闻名的罗伯特·米歇尔斯曾提出“波西米亚的社会学”这一说法。米歇尔斯相信对于青年人来说,波西米亚过去常常是以贫困、自由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特征的一个场所。作为一个通道,它可能通向——这里米歇尔斯沿用了亨·默格的经典描述——艺术学院,也可能通向医院和停尸房。

除了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青年人和学生,还有或多或少的永久居民及“多余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组成了波西米亚群落。对于米歇尔斯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在那个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里“确实”成了多余人,这是“知识生产没有得到控制”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多余人。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经过努力,在现有企业中找到了能赚钱的工作。“出于责任感或对失业的担忧”,他们忠诚地拥护教会、望族和君主。然而,多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类,变成了无业游民、局外人、不满者,他们聚集在波西米亚,梦想着未来和回忆着过去。

米歇尔斯反映的情况仅供参考,而不是结论性的。他强调了在大多数有关波西米亚的讨论中被忽视的事实。’这些事实毫不掩饰地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波西米亚群落进行了界定:他们控制着人的去向,并塑造了一个环境。如果说人类物质匮乏,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有可能枯竭;如果说栖息地环境太恶劣,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是不可能扎根的。任何有关波西米亚的论说都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居民(他们的祖籍、职业以及失业)和城市环境。

波西米亚群落是远离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乡村波西米亚群落,他们为了短暂的兴旺或仅仅为了有个避暑别墅离开市中心。然而,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当这些娇弱的环境被破坏或被改造了以后,“多余的”知识分子不是失踪了而是离散了,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100个艺术家、诗人和作家携家带口和朋友们一起分散在城市的10个街区是一回事;而分散在10个州或10个大学城,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其中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对怀疑论者来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和机构的依赖有点虚伪的味道:自称是局外人却无一例外地得益于局内。他们要求街道、咖啡屋和代表城市文明的酒吧逃避城市文明的重负:工作和常规。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波尔格曾经对“中心咖啡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称之为“避难所”。这是收容那些不能顺应生活的人,那些抛弃“家庭、职业或同伴”,或被他们抛弃的人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将混乱的人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由德国来避难的一个学者阿尔伯特·索罗门对此表示赞同,并把波西米亚咖啡屋称为“无家可归的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的沙龙,低收入的作家的客厅”。

然而,波西米亚的虚伪不是单纯的不诚实,它暗示着一种公然的冲突。劳动力和财富的社会是武装起来向这个社会时常承诺的闲散和乌托邦发起进攻的。思想和梦想都需要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知识分子不停地逗留于咖啡屋和酒吧,乃是以努力摆脱金钱和苦力的束缚来影响坚如磐石的公民的,哪怕这种努力只是做个样子。维护现存秩序的人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把批评家和反叛分子污蔑为纯粹的“咖啡屋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罪恶的清单中,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占两条,那就是他们思考得太多,做得却太少。被加冕的贵族对他们也表示同样的蔑视。当那位迫使奥地利加入一次大战的伯爵被警告说,战争有可能点燃一次俄国革命时,他反驳道,“谁来发动那场革命呢?托洛茨基还在中心咖啡屋呢。”(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已有好几年了,经常光顾那间咖啡屋。)

一些良民对咖啡屋的常客表示蔑视,当然,他们也受到这些常客的蔑视。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和传统的社会疏离开来,从“庸人”和“有产者”到“耿直的人”和“率真的人”,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词汇折射出他们和社会的距离。这套术语包括像来自一战前圣彼得堡波西米亚意味的“迷路狗咖啡屋”的“药学家”这类怪癖的词语。一个“迷路狗咖啡屋”的常客回忆道: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将人划分为不平等的两类:艺术的代表和‘药剂师’,后一类人是指艺术代表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词一旦失去了它们的锋芒,就像到了60年代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波西米亚精神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城市咖啡屋和街道为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难所,这一事实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但这种环境是如何,或是否使他们的作品和生活附有色彩却很难说清。沃尔特·本雅明认真思考了19世纪的巴黎——它的街道和拱廊——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类型之间的关系,比如作家,他们到处游荡,下午便安顿于咖啡屋为报纸、杂志写一些文化方面的补白文章:“在大马路上,他随时准备着记下一起事件,下一则妙语和下一个谣传。在那里,他将他与同仁及城市居民的关系的实质直陈无疑。”本雅明将文艺栏目的通俗性和许多欧洲日报宣传知识分子对文化和生活看法的这一特点都归因于这种生活。

在他的回忆录中,本雅明回忆了他青年时代的咖啡屋。他回想起在柏林的西区咖啡屋,那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大本营,“一个晚上,我记得自己在烟雾缭绕中坐在一张围着中央圆柱的沙发上等待着,”尽管他坐在那里,他“并没有那种期待的热情,没有了这种热情,一个人就无法充分欣赏咖啡屋的魅力”。

对于中欧咖啡屋里的生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容易发展开去——表明了与现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咖啡屋前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并在小商品店和高速公路上游荡。露天停车场、高坡、快车道,现在还有购物中心都重新塑造了城市,同样,也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亨利·帕切尔,一个逃避纳粹的难民,曾经也是柏林咖啡屋的常客,当他在美国的学院教书时,他哀叹道:“没有咖啡屋了——而学院里的自助餐厅根本不是一个有助于聊天的地方。”

冷静的人可能反驳道:纳粹主义也不存在了。我们不必为在今天的北美已衰退的旧世界机构深表惋惜,同时,我们不能使时代精神的罪孽与荣耀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负。然而,厚着脸皮把这司空见惯的事当作无关紧要的却不是高明之举。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渗透在他们的写作中。这不奇怪。如果电话取代了书信,咖啡屋让位于会议,思考本身——它的密度和参数——可能和这些变化相对应。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可能不仅仅是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听众的衰微,还导致了城市思想的衰落。和过去的看法不同,咖啡屋文化创造了格言警句和散文;学院校园产生了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

那是1948年。一些退伍军人,包括一个纽约本地的青年人,27岁的米尔顿·克朗斯基去了格林威治村。他们在寻找波西米亚精神或生活方式,克朗斯基没发现它。时代变了。“那种大家都没有工作而且都不在乎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克朗斯基总结道。现在租一套公寓都得走“门路”,金钱至上。“不知怎么的,美国商业界的赤裸裸的标语——‘他能挣多少钱?’已经被格林威治村套用了:‘他常在哪里出现?’也就是‘他发表了些什么?”’退伍军人们来到格林威治村,“期望看到20年代的黄金时代或30年代的白银时代,但他们毫无准备地遇到了破落的时代。”

然而,克朗斯基注意到满怀希望的人们还不断来到这里,“有些人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有的是为了自由恋爱;还有的是为了追求艺术。”其他人“来自各地以接近这个伟大的时代,但他们很快又离去了”。“托尼”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们住进来——过了暑假就离去了。结伴而来的波西米亚式的旅客们虽然跟上了形式,但却住在别的地方。甚至那些靠战争和不动产发财的老住户们,也已减少各种开销,诸如请精神分析医师、培养子女、漂亮的公寓等。

对于克朗斯基来说,成功正在毁灭波西米亚。不仅是美元侵入过去人们常去的地方,战争也冲破了清教美国的“道德防线”,任其漂流于波西米亚的河流里。“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与以往一样多的自由,但是,因为这里被大街赶上甚至超过了,哪里还有对习俗的蔑视与反叛呢?”这些习俗曾经注入了格林威治村。只有“爵士一毒品俱乐部”和“嬉皮士”还继续怀念社会之外的生活,或许是对抗社会的生活。

同年,1948年,早在15年前就针对美国的放纵主义作了经典的解析(《阁楼和冒牌学者》[1933])的阿尔伯特·帕里,回到格林威治村去观测那里发生的变化。他参观了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地方,询问有关新的有才之士的情况,并同样得出结论:波西米亚生活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承认,对于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来说,昨天总是比今天好。然而,“这个村落被改变了。”一些舞蹈家和艺术家仍然亮相,但是高房租赶走了那些无名小辈,而让“绅士、愚人和商会”占领了村落。繁荣景象的“眩目的外观”照耀着村落,甚至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也要离去。

12个月以后,21岁的麦克尔·哈林顿从中西部来到纽约,继而出去找到了波西米亚的格林威治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宣判消亡了,他发现波西米亚“伙伴”还在。阿尔伯特·帕里、亨利·米勒、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宣布波西米亚死灭的人全都错了。“直到我到了那里。这个村子才消亡的。”他不“仅仅是沉溺于对正在衰退的前波西米亚的怀旧以留驻他自己的青春……我真的在四五十年代后期的纽约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波西米亚文化人,或许还是个天才”。

哈林顿在格林威治村并不孤单。同年,也就是1949年,后来成了一个艺术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的X岁的约翰·格伦,带着他的画家妻子简·威尔逊从衣阿华市来到这里。正如他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备忘录——《散伙了》里面所记述的,他们住在西12街的一个长15英尺、宽12英尺的单间里,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村落才是生命和创造的避难所。像哈林顿一样,他们找到了一群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伯特·马瑟韦尔、拉里·里弗斯,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奋斗并改造着这个众人注目的中心。

其他人在1N9年也陆续到达这个村落,包括后来成了编辑和作家的13岁的乔伊斯·约翰逊,她寻找并发现了波西米亚群落。老远从第16街来的约翰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向闹市区进发,去寻找无名的禁区。她从一些女中学生——穿着“黑色外衣,戴着长耳环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听说这个村子蕴含着“浪漫和奇遇”。她期待看见一个新世界,但却仅仅发现在华盛顿街心公园迎着倾盆大雨唱歌的六个游荡者。然而,他们就足以改变她的生活,激发她遭遇垮掉的一代。

有关死亡和死而复生的报道汗牛充栋。哈林顿坚持认为,这个村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处在活跃状态。其他人则相信,它在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些时期曾达到了顶峰,这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弗洛埃德·德尔宣称,“格林威治村在战争期间曾经是商业化的,”——德尔提到的只是一次世界大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狭小的地下室和小阁楼餐馆对远离商业区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他们来到这个村落,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心里充满了投入让人愉快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渴望。”对于德尔来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讨厌这个村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场所。”真正的村民正离开这里;为了填补空缺,“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村民。’”德尔也不是第一个哀叹这一衰败的人。他说,“我已经听过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人讲述那早些的日子——‘真正的’村落的那些日子,就像他们自豪地说起的……”

这些相互冲突的证言表明,要说出波西米亚群落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或任何文化群体消亡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各种判断相差太大;这个研究对象——文化生命力——太难以捉摸。忙于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发现,格林威治村衰败以后,他们在这里和在纽约、巴黎或芝加哥别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历史学家或回忆录的撰写者们告诉他们,他们来此地已经太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假如他们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德尔本人表明,新来的人快乐地体验着村落里的生活,而意识不到他所作的判断。“这里都是些青年人,和我们当时一样年轻,和我们当时一样欢快、热切。他们是格林威治村的新村民。他们不介意这里的变化,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我们的村落。”

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其商业化和消亡而哀叹的一些评价几乎回到它的起源问题,至少是涉及到了波西米亚俱乐部的发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波西米亚俱乐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反叛者群体发展为期待成功者的藏身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旧金山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及其在红杉林里的夏日营地,亦即波西米亚果园,已经逐渐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当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于1963年出现在波西米亚果园,预测他作为州长的前景时,《纽约时报》以“州长在州立波西米亚果园度周末”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成立于1872年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和西海岸的很多作家及诗人都有联系,包括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然而,几年内,这个俱乐部遭受了波西米亚群落共同的命运:那就是缺钱。许多人因付不起房租而不能加入进来;其他人也采取了行动。一个颇为富有的成员回忆道,“很快就清楚了,只有才能而没钱是不能维持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们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邀请一部分人加入俱乐部,也就是说,邀请一些既有钱又有头脑的人,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对此多抱以蔑视的态度。”有了这个决定,“我们如何取得永久的成功的问题便解决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开心。在1880年后期,一些持异议的并自称为群魔的画家和作家,抗议“商业主义”并离开了俱乐部去重新捕捉最初的波西米亚精神,但是仅仅因为资金短缺而失败。后来,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指责财神在成员中的权势,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开始,富人绝对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他们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气质……现在他们因为有钱而加人进来。”奥斯卡·王尔德对此似乎表示赞同;他在参观俱乐部时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冠楚楚、脑满肠肥、商人模样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历史学家说:“1926年11月,当人们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房间里发现了乔治·斯特灵的尸体时,旧金山的波西米亚已经确定无疑地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了。”斯特灵,一个二流的诗人,一度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追随者,自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深处海湾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为H·L.门肯设晚宴的那个晚上,如果说他的自杀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只是结束了一个章节,而不是整个一本书;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精神向外渗透,某个时候正好迅猛地发展成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波西米亚俱乐部可能已经变得富裕和保守了,但其他中心,例如连接着30年代的波西米亚文化和60年代的同性恋文化的“黑猫咖啡屋”,或者像作为50年代落拓不羁的文化人和诗人的家园的城市之光书店,都还保持着波西米亚原来的风格。

结论就是波西米亚从没有消亡也几乎没有变化吗?1910年和1980年之间,在纽约或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可能吗?肯定有证据表明这点。波西米亚——所有的文化——绝对地相似,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改变,这种聪明的说法是给人以安慰的。在我们得到安慰之前,必须做出重要的区分:一些个体和整个一代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宣称、相信或发现他们正住在波西米亚;这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在今天和过去都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形成一代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来说,这是不同的情形。为此,波西米亚需要更多深入的和在场的了解。

个人的经历和一代人的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文化生活中。特殊的社群——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很少在一刹那间消失。甚至在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中间还可能产生一些经历和特征都与早期居民相去不远的人。例如,争论早期纽约市东部或布朗斯维尔对一代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将是困难的;要强调这些社群已经为后人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困难的。然而,它们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旧日的中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离开了。波西米亚社群的演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划出同样的界限——在个人与一代人之间。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波西米亚的,或对他们是否经历了波西米亚做出鉴定;而不是确定波西米亚从地球上消失的具体日期。问题是何时、为何波西米亚不再吸引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了。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1898—)已经毋庸置疑地提供了有关波西米亚和几代人的最有影响的说明;他的思考对象是他自身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据考利说,“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的间歇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的。”他引用了P.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真正的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发言人”,并“把刚好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引入了他们的轨道。”

在考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在方面毁灭”了他那一代人,并且使他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病毒”、危险以及“使我们过去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容忍”的兴奋。战后,“我们大多数漂流到曼哈顿,到第14大街的南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那里你只要每周花二三美元就可以租一间装修、布置好的廊底小卧室……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来到这里……因为纽约似乎是年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惟一的城市。”对于考利那代人来说,这个村落不仅是“一个场所、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方式:像所有的波西米亚群落一样,这里也是一种教义”。

然而,当他那一代人到达的时候,成功正威胁着这个村落。考利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点,即清教伦理——自我克制、禁欲主义、罪恶感——给资本主义的机器添加了润滑剂。正如考利指出的——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同意的——鼓吹“努力工作、深谋远虑、勤俭节约”的“生产伦理”,属于较早时期的机器时代。新近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工作和节俭,而需要休闲与花销,不需要生产伦理,而需要消费伦理。

在这种旧的“生产伦理”和新的“消费伦理”的冲突中,格林威治村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它本身对娱乐和自我表现的热衷与时代的消费精神正好吻合。波西米亚证明是市场的前卫。“为此时此刻活着,”这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观念,激发人们购物的愉悦;价格和实用性就不再成为一种约束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女性平等”只在波西米亚群落中而不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使香烟的消费增加一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严肃的学说以宽松的方式服务于美国以增强消费,这体现了新型伦理的活力。美国烟草公司聘用了弗洛伊德的侄儿,爱德华·伯奈斯策划了一次运动,鼓励女性吸烟。伯奈斯向早期美国精神分析学家A.A.布里尔请教,并了解到吸烟再现了通过口腔满足性欲的升华,这象征了妇女的解放,甚至是“自由的火炬”的象征。利用这一发现的伯奈斯招收女性于1929年在第五大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中吸烟。他通过喇叭高喊,“我们10个年轻女性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于复活节在第五大街上点燃了‘自由的火炬’,以示对女性不平等的抗议,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轰动。”

广告商叫嚷着传播一种曾只是少数人采用的波西米亚式抗议;美国人排成了一个列队。考利观察到,“格林威治村的典范在商业的帮助下,已经传遍了全国。”那些吸烟者在各州搞种种庆典或集会。如果说这个村落行将就木,那么,正如新闻界不断宣称的那样,“它正死于成功。”最近对这个村落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事实上,反叛已经作为美国社会的探索和发展的一派发生作用了,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吸取了它的对抗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级把一个简单的“自制”准则,或“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拯救的新教徒精神”,转换成一种消费生活方式。

哈林顿以及其他的评论家把考利的论争向前推进了30年;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性、颠覆以及疯狂已经商业化和大众化了,最终毁灭了波西米亚的伦理。格林威治村放弃了它存在的理由。哈林顿相信,“在60年代早期的某个地方,美国对它自身实用主义的正当性失去了信念,波西米亚也就开始死灭了。”小说家及批评家罗纳德·苏肯尼克表示赞同;60年代,当一个地下的村落文化公开时,这种文化便死灭了。“阿伦·金斯堡戴着山姆大叔的大礼帽出现在为《常青评论》所作的广告中,广告词是‘加入地下活动’,这个时候,整个60年代的美国人都在这么做。”

没有必要在考利和哈林顿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可能都对。考利目睹了波西米亚民主化的较早阶段,而哈林顿则目睹了较晚阶段,或许是最后的阶段。终于,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波西米亚除了保留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一些纪念物以外放弃了一切。到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不再对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做出反应了,因为被重新命名为反文化的波西米亚已经进入了主流。而且,使波西米亚赖以存在的城市肌理,到20世纪50年代就垮掉了。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的城市家园和身份。对于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几代人来说,波西米亚既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一个场所。

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和郊区的扩张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波西米亚和郊区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相反,它们体现了同一个星座的不同方面,也就是汽车统治之下的城市的不同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变得让人讨厌,无法居住了,而且,新建的高速公路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得中心街区和相邻地区失去了生命力。《从商业区到乡村》,这是有关城市美国的一本书的副标题。

1950年夏季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是威廉·J·赖维特的照片,此人率先在郊区大量建造家园,在一排整齐、相同的房屋前面有这样一个标题“房屋建造者赖维特,出售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那时的一种生活;赖维特建造的房屋不仅有洗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契约还详细说明了每周(适时)给草坪除草,禁止盖围墙,禁止户外洗衣。美国人大量涌人赖维特售房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郊区,像别墅、花园和城镇外的人行道一样,郊区也几乎是和城市同时兴起的。45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为郊区创造出什么理论根据。1925年的一项研究把非中心化的郊区称为对拥挤的城市所产生的弊病的应答。“一个拥挤的社会必定要么是褊狭的,要么是野蛮的。”在1900年,阿德纳·韦伯就已经写过,“‘郊区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根治的某种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对健康的城市街道生活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街道的问题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城市的物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戴勒斯.P.韦尔柯克斯于1904年这样写道,“正是街道使得城市有可能产生。”48

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5年里,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超出二战以前——或二战以来的任何事物。汽车、新高速公路,还有联邦政策的鼓励、或许是命令人们向郊区迁移。在这过程中,城市被抽空了。单身家庭从1944年的约十万上升到1950年的近一百七十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增长。郊区在以几乎超出中心城市10倍的速度发展。研究郊区的历史学家肯尼斯·T·杰克逊这样写道,“因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家园建设的高涨占有如此大的比例,郊区的新房屋是中心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由《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所体现的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人口分散。高速公路承担了战后政府运输费用的75%;1%用于市区大量的传送。杰克逊写道,“州际系统有助于使得公共运输继续螺旋下降,并从根本上保证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永远保持无中心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公共交通已经被“向远方突进的、没有便利公共设施”的城市的发展所阻碍,公共交通正在瓦解。路易斯·芒福德在1958年指出,“当时对大规模交通系统的反对主要来自它已经被允许衰败这一事实。”它衰败时,更多的人造访了汽车销售商。1950年,纽约的地铁每天都要运载200万名乘客。当车费上涨而公共设施下降时,一半人都放弃了大型交通系统,而进人曼哈顿的小汽车的数量成倍增加。“有这样一个对照:1946年生产了200万辆小汽车,而1953年则生产了600万辆。

郊区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从赫曼·沃克1955年的畅销小说《玛乔李晨星》,到威廉姆.H.怀特1956年的研究成果《组织人》。足足500页的讽刺、漫骂之后,沃克笔下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嘴上咬着月票。“我准备放弃了,玛乔李,”艺术家诺埃尔说道。“那对于你将是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终日不睡觉,到处乱胡搞男女关系,大口喝香槟酒,啊,如此疯狂,啊,如此放荡,这是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烦扰……我想做一些让人沉闷但却可靠的广告代理方面的工作。”太迟了。玛乔李已经选择了郊区和米尔顿律师。他“强壮有力、靠得住、有把握”,能举办传统的婚礼并安排她一直渴望的生活。

郊区急速扩张也产生了高速公路“沙皇”罗伯特·摩西。他的坚持不懈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在20世纪,罗伯特·摩西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四十多年来,令人敬畏的摩西在纽约城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上冲撞。在50年代中期,他计划使通过华盛顿广场公园中心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下沉——占地仅七英亩——以便和另一条穿过曼哈顿南部的高速公路接上。为了从由摩西指挥的纽约筑路工的手下保护好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公园,简·雅各布斯和她的同胞一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战斗,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场战斗激发创作的。

摩西的故事表明了——他并没有致使——美国的非城市化。摩西策划与发展的新高速公路使得郊区居住区兴盛起来。城市波西米亚群落因郊区的繁荣而受侵蚀。罗伯特·卡罗,在他为非凡摩西所写的非凡传记《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落》一书中,把1955年看作纽约及其郊区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摩西否定了计划中的运输轨道线,开始建造长岛高速公路,他把这个岛毁坏成像他的公园大道那样的发散型的岛。

只要列举摩西的几个计划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高速公路有:迪根主高速、凡·威科高速、谢立丹高速、布鲁克纳高速、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长岛高速、哈莱姆河车路、西部高速、南北州公园大道、布鲁克林一皇后高速、索·米尔河公园大道、克罗斯岛公园大道。桥梁有:特伯勒、维拉扎诺、思罗格斯·奈克、亨里·哈德逊、布罗克斯一怀特斯通。公园有:琼斯海滩(也许是他最大的创造)、森肯草地、蒙塔克、东点、火岛、卡浦特里。加上水闸和房屋规划。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目录。

满怀激情、意志坚定的摩西一生致力于重建大都市,以便小汽车的车主们可以开车去他创建的公园或去曼哈顿旅行。摩西推崇私人小汽车。按他的规划,在不利于公共汽车通行的不足的空间里建起了立交桥,有效地防碍了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居民。正如他的总工程师后来解释的:

摩西先生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那么一天,政治家们将试图把公共汽车搬到公园大道上……他过去常对我们说,“让我们设计这些桥梁吧,这样,空间就正当地只留给小轿车了。”他深谙……你不能在一座桥建好之后再去改变它。结果是,从纽约来的公共汽车不能通过公园大道,即使我们要它通过也不行。

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摩西本人从没有学过驾驶,他出去是由别人开车。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梦想中的疯狂性。

当然,为现代纽约的形成去指责或褒奖某人是不可能的。摩西重新绘制了纽约地图,但他却是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共同完成这一点的;甚至“摩西建造”这个碑文都会给人以误导,好像他是亲手挖路基而不是和政治家集团、发展商、劳工联盟共同努力的。然而,没有人类的介入,城市就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如果说摩西是和历史同步前行,那么他个人也发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指令;而且他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被很多城市开发者广泛效仿。他是一个象征——而且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小汽车和郊区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记载下了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郊区的激增。这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变化,也是文化的改变。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一向落在后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赶了上去。同时,使城市波西米亚得以存在的脆弱环境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到50年代末,通常在郊区长大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搬到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去开创作为独立作家的生活了。相反,他们涌进广阔的大学城,安全地与衰落的城市疏离开来。

几乎没有观察家或史学家承认在文化冲突中,厌倦至关重要:没有人会二度出名。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无数报告、小说和杂志文章上的郊区问题,最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近一些年里,甚至几十年里,有没有核心杂志或电视报道来反映郊区生活呢?对新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对那些在郊区长大却没有搬到那里去的人来说,有关郊区生活的弊端和愉悦的无尽的争论并没有激发起很大的兴趣。郊区就是郊区,人们并不陌生。它几乎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是由于缺乏兴趣,这个主题似已终结了。

但情况又不尽其然。新的几代人确实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不再为郊区的优点而争辩,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在最近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但也不是大量的——满怀热情地从城市逃向郊区的老辈的孩子们已经返回城市了。如果城市已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重新获得生机,那么这要归功于来自郊区的两个因素:人与购物中心。

两者都不能保证恢复城市社区的状况。购物中心是郊区对非城市化的散落的人群的解决办法;当商业区衰亡或被拆除以后,它们又因高速公路重新在远处汇集起来。购物者喜欢这种大的连锁店,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郊区化和出生高峰期创造并明确了对这种文化的需求和渴望”,《美国的购物中心化》的作者威廉·科文斯基在书中谈到了他个人对购物中心的解释,“高速公路最终界定了那种文化将在哪里和怎样繁荣起来。”

然而,怀旧常常会遮蔽对购物中心的讨论;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只潜藏在过去。购物中心取代了人头攒动的人群和商店的商业区,日夜和我们的生命一起跳跃着。是这样吗?科文斯基承认他儿时的商业区几乎不是田园式的;新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否则他们就无处可去。

购物中心再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通常还不足以提供这么多。对购物中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认识也并非易事:它是大还是小、是在室内还是在露天、有没有人造喷泉、有没有观光电梯、有没有当地的手工艺展览。购物中心是销路不错的部门,不像城区大街,购物中心是由私人公司设计并经营的,这样每一平方英尺,包括长条凳和喷泉,都提高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家公司做决策,其中包括决定哪些店铺可以开业或长期开下去。租金通常以可租面积的平方尺数为基础,加上总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显然,那些不能带来足够利益的店铺就不再延续它们的租约,以保证购物中心均衡发展。一家书店如果有太多读者只是来浏览书籍,就没有前途。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由公司决定的,因为很少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里面;下午六点或晚九点以后,购物中心就空无一人了。

购物中心是美国的一个成功的经历。随着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它们也和战后郊区一起成倍增加;1946年,仅仅有八个购物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星罗棋布的购物中心有4000个。这些曾经招致商业区衰亡的郊区的人为现象,现在给城市的弊病开出了良方,而且还继续在市中心被建造。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给讥讽再添讥讽。购物中心的一个大开发商维克托·格伦有一个独创性的观点,认为购物中心将城市引入了饱受隔离之苦的郊区。

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当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可以而且已经被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却越发让人困惑,但又显得至关重要。这个时期包含了一个迅速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麦卡锡主义的兴衰,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个年代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危机:青少年犯罪,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研究调查的主题。然而,报纸社论也为另一种几乎是相反的现象——麻木不仁、从众的青年——而哀叹。在这群人中如何会出现60年代的这一反叛情绪的高涨的呢?一项研究总结说:“任何一个在1959年对校园情形作过一番调查的人都不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做出预测。”

也许,在重新构建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到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人——垮掉的一代——和最后的城市研究者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正在消逝,而另一种形态正在生成。在高速公路将各个州连成一片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就成了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简·雅格布斯、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威廉姆·H·怀特、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出现危机的时刻奋起作战;他们代表了对有教养的公众负责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和波西米亚人并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比如,简·雅格布斯和杰克·克鲁亚克,他们生活在毫不相同的个体世界里。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社会构成也不相同。城市研究者是经典的美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有关城市的论说是让人信服而不可辩驳的,但几乎没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垮掉的一代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如果不是计划好的,那也是随时代思潮而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酝酿着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然而,在对衰退的城市环境做出的反应中,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不仅体现了地理上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裂变和转型。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市的空间被小汽车和高速公路阻塞,并为此发表言论。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城市的没落;他们是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后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继承人却为了进入大学而放弃了城市。垮掉的一代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当城市日益陷入困境,分化出贫富区域时,他们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波西米亚式的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便跳出城市的樊笼而进入了社会主流。世纪中期,美国文化从城市转移到了校园和郊区,这从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身上便可略见端倪。

当然,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的写作并不能表明对城市进行理性分析的终结。年轻的观察家和学者继续面对都市的环境,而城市研究者在大学里的迅速扩展(在各种学科中:城市历史、城市规划、地域研究、城市地理),很难补充什么有关城市的公共写作。而独立的报刊编辑和学者队伍的缩减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写作。由于这个原因,城市化也和其他领域共同占有一个奇特的文化轨道:50年代末达到顶峰的、充满激情而又让人信服的写作的上升曲线,以及后来的急转直下,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被同样的热情、果敢激发的年轻思想家——或著述。

即使最有才华的和最多产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像地理学教授和《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的作者大卫·哈威(1935—),在有限的学术圈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哈威的最近期的著作《资本的都市化》(1985)和《意识与都市体验》(1985)都揭示了个中奥妙:“这著述是为作者的专业上的支持者和朋友们而准备的。”

他的新书遵循流行的学术风尚,充满了妄自尊大。然而,这几卷副标题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著作却引发了太多的讲座、座谈会和研讨会。哈威的书里膨胀着一个他很得意的内容——他自己。这也没什么用。他开始就告诉我们“自从写《社会公正与城市》开始,我的抱负就是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他通过引用自己的话对他更明确的阐释做出了结论。在这两点之间——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革新——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对于任何对极端的学术环境毫无准备的人来说,这是必死无疑的。下面是他结论中的一段话:

对资本循环中的不同时刻和过渡期的探寻表明了循环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成型过程的地理学基础,表明了生产与消费(在多少有点适应于地理变化的社会技术条件下)空间划分的地理学基础,也表明了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财政协调体系的地理学基础。资本循环预设了加速分离和碎片化过程中紧密的时空协调。把一个没有某种都市化生产的物质过程想象为一个可以在其中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合理环境”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他接着又说:“城市构成和经济过剩的产生,拨用及集中之间的关系早已被人注意到。”被谁注意到呢?哈威举出他自己。不幸的是,由年轻的城市研究者所撰写的几本书却与本人及专业关系不大,相反几乎都有模糊不清、不够精确的毛病。

和这些书的文字相比,1959年至1960年所出版的一组书都充溢着公共讨论的声音,开放、切题、清晰。像简·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1961)、威廉姆.H.怀特编辑的《城市大爆炸》(1958)、路易斯·芒福德的《历史上的城市》(1961)、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的《公有制的社会》(1960)、‘默里·布克金的《城市的极限》等。这些书全由独立的学者和作家撰写,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未能超过他们。

随着郊区化发展到顶峰,简·雅格布斯出版了她充满激情、极有影响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她是格林威治村的居民,但并未沉溺于放荡的生活,而是专注于这个村落最重要的环境条件:社区、邻里、街道生活及夜生活。她极有说服力地论证说,专业人员——规划者、顾问和工程师们——以改革的名义削弱了城市的活力;呈几何形状的街区、高速公路为有效的、有时也是故意的使用而划分的地区毁掉了邻里;城市退化为破坏人类的持续活动的同质单元(比如,下午5点钟以后商业区空无一人,而在远离食品杂货店和热闹街道的居住区人却陡然增多。)

《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书凭着作者及内容的分量,深刻阐释了文化世界。简·雅格布斯(1916—)是上一代人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位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记者,后迁至纽约写作,最后加盟《建筑论坛》。也许因为她远离学术机构和专业,这使她能对城市规划者提出挑战。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不盲从权威,是因为可以到处行走和观察而不受传统的规划思想的阻碍。

雅格布斯写道:“改革者早就看到城里人在热闹的地方游荡,流连于糖果店和酒吧,坐在门阶上喝汽水饮料,于是做出判断,大意是‘真可怜!如果这些人有一个像样的家……他们就不会流落街头!’”在雅格布斯看来,这种判断“说明对城市完全不了解”。

她的书对城市规划人员脱离城市实际,醉心于反城市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和蓝图加以猛烈攻击。她主张认识应植根于城市生活而不是统计数字的调查。例如她说,人们对布鲁克林商业区所作的种种专业调查“告诉我们的东西……还不如一条报纸广告中的短短五行字来得多。”这条广告列出了一家连锁店的营业时间:布鲁克林分店关门很早,而格林威治村和时代广场的分店却一直营业至午夜。”在雅格布斯看来,这些事实证明布鲁克林商业区经济萧条。她的书中有一页是“图解”,却根本没有插图。她在这页上说:“说明本书的图景全在我们身边。要看插图,请仔细看看真正的城市。”

雅格布斯主要关心的既不是汽车,也不是郊区。她的书的结尾描绘了“毫无生气的郊区化”和“愚钝的城市”这一幽灵。这是所有50年代城市规划者要对付的问题和威胁。由于被公路所割裂和被郊区吸干了血液,传统的城市正在消亡。芒福德在1958年反省说:“也许我们的时代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看成是推土机的时代……这种推平一切的内心习惯哪里都比不上对待城市的方式这样带有灾难性。”这一“致命的错误”牺牲了所有的交通工具而让位于私人汽车。他预计将来城市会成为一个“机械化的无用之物”,“一大堆混乱的公路、立交桥和停车场”。

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的早期版本,以《商业区为的是人民》的标题刊载在由威廉姆·H·怀特所编辑的《城市大爆炸》的论文集中。两年前,怀特发表了《组织人》一书,这是对郊区生活习俗一次批判性的探索。他不想加人为生活的肤浅而叹息的合唱。“这本书中不会有对‘大众人’的责难……也不会有对旅行汽车、电视机或灰色法兰绒西装的责难。这些都和主要问题无关……也无伤大雅。”

和简·雅格布斯一样,威廉姆·H·怀特(1917—)也是50年代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和雅格布斯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当了记者,后又成为一家纽约杂志(《财富》)的编辑。他的集子《城市大爆炸》攻击了汽车和郊区这一新的“宗教”。怀特开篇的论文《城市是非美国的吗?》宣告了一种城市爱情:“这是一本由喜爱城市的人所写的书。”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警告;郊区有瓦解城市中心的危险。如果城市想依然成为一种文化力量,“那么城市就必须有一群支持城市中的剧院、博物馆、商店和饭店的核心人群。”怀特接着说:“哪怕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放荡分子也有所助益。”

三十多年来,怀特一直关注城市文化和活动。他的讲话和著作都反对最新的城市潮流:光秃秃的混凝土堡垒围着几英里长的地下大道。他一直被称为“自由密探”,鼓动那些想使城市变得适合居住的人。他那探索街道生活的著作《社会生活与狭窄的都市空间》对巨大建筑物和购物广场对城市生活的破坏提出了质询。他指的是底特律的复兴中心,亚特兰大的国际大厦和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综合大楼。他说:“脱离街道的最终发展就是这城市堡垒。”这些中心试图挽救商业区,结果却被设计成“完全内化的环境……空白的围墙,没有窗户,朝着街的一面几乎是坚硬的水泥或砖墙”。对行人毫无吸引力,甚至人都走不进去;全是地下入口和停车场,只能吸引汽车。

虽然怀特不想说得太尖锐,但他并不是不动感情的。当他攻击那些新的专业人士的时候,他说话的口气有时也像雅格布斯或C·怀特·米尔斯一样。在《组织人》一书中,他要人们警惕那些忽视技术问题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

不久以前,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倾向将自己的学科看成是抗议社会的工具……为他们开此风气之先的前辈往往都是些愤怒的人……不隐瞒自己强有力的观点。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在年轻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伙“伪善者”……年轻人不想抗议,他们想合作。

怀特已经感觉到了未来的发展: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后继无人。他也提到年轻一代的被动态度,这是50年代常说的口头禅。批评家们常常对顺应潮流、麻木不仁的年轻人表示惋惜。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随着城市变得不适宜居住,不仅知识分子离开城市搬进校园,甚至连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也动身离去。

马尔科姆·考利一直不断地追踪文坛。他在这10年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可以将50年代发生了的事和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作个比较。”当然,新旧现实并不尽一致;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表现出“前辈的那种个人化的冲动”。写作与评论变成了职业而非呼吁。小说家们的行为已经不再像波西米亚文化人或无产阶级。很难说作家和其他任何人有什么区别。许多年轻人住在住宅区,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正设法买下它来。他们是家长一教师协会的热心会员。其他人则“直接由学习创造性的写作变成教授这种写作,中间完全不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哪怕是商业性的写作”。

报刊主笔们都见解一致。他们经常报导说校园很宁静——太宁静了。年轻人似乎都“沉默了”、“从众”、“麻木不仁”。一位避难的德国教授路德维希·马尔库斯(与赫伯特·马尔库斯没有关系)在《党人评论》中将美国青年称为“最老的年轻一代”。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代人养成了“个性、热情和对父母师长的敌意”。这一传统烟消云散了。现在的年轻人沉默、缺乏感情、油滑。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马尔库斯得出结论说:“没有年轻的一代,只有18到28岁的人。”

卡罗琳·伯德在《哈泼斯百货店》中将年轻人称为“不迷惘的一代”。她问道:为什么新的一代“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她的看法是年轻人从童年起就被训练去合作,实际上,是去从众。而新的一代也在反叛——对抗父母的反叛和那沉溺于在语言上寻求乌托邦的迷惘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反对崇拜个人体验、反对性实验、反对迷恋空谈、反对怀疑一切”。

有些人驳斥了对叛逆的、波西米亚式的这几代人所唱的那些挽歌。1958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奥托·巴茨有感于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发出的哀叹,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在文章中,“11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审视了自己和世界。”这些反省的文章鼓舞了巴茨,让他看到了这些投稿者构成了“尚未沉默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既未表明身份——稿件上未署名——也未宣扬任何异端邪说。一位评论家说,如果讲这些年轻人“没有沉默”,那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事业、服兵役和宗教的半信半疑。“而在这种意义上讲,几乎人人都‘没有沉默’……”但是,这一温和的探索却让巴茨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被普林斯顿大学所解聘。

对叛逆的年轻人的消失所表示出的挥之不去的遗憾,恰恰与其相反的全民动员反对青少年犯罪的运动形成了对照。对50年代的公众来说,“青少年犯罪”已经取代了对叛逆的以至非传统的年轻人的记忆。上千个会议、机构、委员会和报纸通告全国警惕这一危险。青少年犯罪是身边惟一的反叛,必须加以制止。

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大量涌现。专家们将其称为“全国流行病”,形象地报导了250万个案例。一本畅销书《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警告说:“除非这个毒瘤及早得到扼制,否则它将继续扩散,传染我们社会的许多健康细胞……青少年犯罪正在转向正道。”好莱坞也加入了宣传,愤怒的青年影星詹姆斯·迪安和马龙·白兰度演出了电影如《野人》(1954)、《无缘无故的反抗》(1955)和《黑板丛林》(1955)等。

在电影里,报纸中和国会的委员会上,青少年犯罪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对于未来、对于60年代的青年文化,当代的观察家却未发现有什么暗示。没有人看到有什么熟悉的波西米亚式的或抗议的年轻人的迹象。罗伯特·林纳在《你必须从众吗?》一书中,以及保罗·古德曼在《成长的荒诞》一书中,的确将青少年犯罪看成是一种伤害自己或者自我毁灭的抗议,但是,他们的看法大都被人忽略了。林纳说:“一种令人窒息的从众主义激起了青年人的反叛。‘好’学校不会起什么作用;更严格的法律、更严厉的惩罚、童子军、警察体育联合会、视察教育计划、受害地区的社会工作等等都不会起作用。这一切只会将绞索拉得更紧。”

然而,全国上下似乎都相信青少年犯罪是对生活、对自由、对幸福的一种威胁。但是不能只从表面上来看待对年轻人犯罪的念念不忘。最近一次评估对其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每位参加广泛的公共讨论的人都认为确实的情况——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年轻人的犯罪在数量上及严重性方面都在增加——现在看来却值得怀疑……尽管报纸上登着煽动性的大幅标题,尽管不断指控野蛮的暴行,而在这个时期内青少年犯罪的证据似乎并未急剧增加。”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轩然大波呢?詹姆斯·吉尔伯特认为,“由于政府和民间集团压力的敦促,警察对年轻人强化了新的权威。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似乎在慢慢改变。例如,对许多社区针对年轻人所实行的宵禁的违反次数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大增加。”这些数字说明当地警察逮捕了一些不遵守宵禁的青少年。记者和专家们就公布这些数字,以此作为犯罪上升的证据。加利福尼亚青年委员会用这样的办法宣布1957年在17岁的青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犯过罪。

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其实不过是违反宵禁或其他一些小的违法行为,并不能证明他们犯了多少罪,而恰恰说明正在出现一种威胁传统规范的青少年的大众文化。由于更容易挣钱,特别是更容易拥有汽车,这使得年轻人能避开留心自己的父母,让自己成为具有特殊性要求、音乐趣味和消费需要的个体。对保守派来说,青少年犯罪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颠覆了美国的生活方式。1954年,一位美国参议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阴谋也比不上美国成年人对所谓青少年犯罪这一灾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能更有效地败坏、分裂、困惑和摧毁我们未来的公民。”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在当局谴责青少年犯罪的同时,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更加阴险的威胁,即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正在聚集。考利于50年代中期作了调查研究,在结尾时他发现了一帮青年人,他们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灰色、谨慎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拒绝从众,进行一种顽强的反抗……反对被大家接受的法律、风俗、忌讳、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个体系”。他们强调“个体,有虚无主义思想”,喜欢“酷”和地下活动。考利认为对这一“垮掉的一代”最好的描述是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叙事作品”名为《在路上》,由一位不见经传的杰克·克鲁亚克创作。

垮掉的一代似乎故意被用来贬低文化评论家。哀叹从众的那些说教并未提到活生生的反对者,即这个垮掉的一代。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讲话没有提及这一更大的危险。直到50年代后半期,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垮掉的一代。由于阿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流传,他们才最后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时他们辉煌的日子就逐渐暗淡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公众对垮掉的一代的兴趣说明了时代精神的转变。

然而,垮掉的一代决不只是作文化预言的风险一个例证。他们是最后一代波西米亚人,也是60年代反文化主义者的第一批。在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的死灭的记叙中,垮掉的一代是消失的行动者。他们将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带进了郊区时代,在那里这一代人离散并消失了。如果说波西米亚死于成功,那么,垮掉的一代既举办了最后的葬礼,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版本。有关60年代的记叙认可了垮掉的一代,但光认可还是不够的。垮掉的一代留下的许多影响并不是60年代复兴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而是性、吸毒、神秘主义和疯狂。

1957年克鲁亚克才35岁,他的自传《在路上》记录了他10年前到那时的生活经历。而由克鲁亚克的朋友约翰·克莱龙·霍姆斯所写的第一部表明垮掉的一代的自我身份的小说《走》出版于1952年,并且,就像作者后来说的一样,消逝于1952年。《走》与《在路上》属于同一类小说,将垮掉的一代描写成为城市波西米亚人。

他逐渐了解了他们的世界,包括楼梯肮脏的“公寓”、时代广场的饭馆、爵士乐舞厅、整夜的东游西逛、街角上的集会、搭便车旅行、遍布全城的无数“嬉皮”酒吧以及街道本身等等。他们不时地跑来跑去,过着夜生活,东奔西跑地“相互往来”;突然不见了,进了监狱,或者上了路,然后又突然冒出来相互寻找……一次,帕斯特奈克(克鲁亚克)对他说……“你知道,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些鬼鬼祟祟,都算是垮掉的一代。他们走在街上全都像犯了什么罪,但又不相信真的犯了什么罪。我能立刻把他们认出来。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国,对每个人都一样;一种精神革命……”

五年后,《在路上》出版时,时代变了。贪婪的公众突然对垮掉的一代发起攻击。1959年《生活》杂志惊叹说:“美国这块文明瓜地里生长出来的最大、最甜、最有味道的甜瓜却孵化出了开天辟地以来最毛绒绒的、最瘦的、对一切最不满的”果蝇——“罕见的垮掉的一代叛逆者”。他们几乎讥笑当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老妈、老爸、政治、婚姻、储蓄银行、有组织的宗教,以及自动洗碗机和跃层别墅,等等。《生活》杂志将他们看成主要是一些“衣服褴褛,留着胡子的男人”和“面孔苍白,脸色阴惨的姑娘”。他们住在旧金山的北滩,威尼斯(洛杉矶)的“破旧公寓”和格林威治村的廉价饭店里。

在年纪大一些的同情者看来,垮掉的一代反对宣告波西米亚的死灭。写出第一部描述垮掉的一代的通俗作品《神圣的野蛮人》的二流小说家和诗人劳伦斯·利普顿称赞波西米亚的时代精神又回来了。“他回忆说:远在20年代后期,他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时候,“他和今天垮掉的一代中的任何人一样像垮掉的一代。我是这样,我大多数的朋友也是这样。”

雷克斯罗斯(1905—1982)表示赞同,尽管他哀叹说“在老年”,他“有点倦于做青年人的代言人”。垮掉的一代“自甘贫穷,在艺术上绝对诚实,不介入社会活动,承担个人价值”,这些标志着一种新文学的开始,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的开始。

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可以追溯至20年代,不是追溯到当时的摩登女郎,而是追溯到席卷格林威治村和芝加哥近北的工作室,以及全国大城市里下等区域的“造反精神”。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从上层阶级那里“夺来了”悠闲的艺术、罪恶和“蔑视常规的特权”。这就是利普顿所谓的“非道德的民主化”,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然后断断续续一直风靡全社会。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不是最后的而是最新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和雷克斯罗斯一样,利普顿认为未来属于垮掉的一代,属于那些远离美国社会腐败和暴力的文静的反叛者。然而,无论是垮掉的一代的赞美者还是批评者都未料到历史的狡计:正当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在城市中被扼杀时,垮掉的一代却出现了,四处散布信息。他们干得很漂亮。有两个特点使他们区别于以往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并使他们成为天才的宣传家:首先是他们对汽车、道路和旅行的热爱,这使得他们和一小批模仿者不断来来往往于全国各地;其次是他们的民粹主义,亦即对美国人民的深爱。

格林威治村是垮掉的一代的聚集地,第八街书店的老板伊莱亚斯·威伦茨在他的经典选集《垮掉的一代实况》中说,所有的撰稿人“都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但全都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然而,垮掉的一代的民粹主义却将他们与几乎以对庸俗大众的蔑视为标志的“典型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区别开来。这使得垮掉的一代与一些诗人有来往,如诗人威廉·卡罗斯·威廉斯,他的作品颇有美国风格。垮掉的一代那种放浪不羁的精英倾向(这反映在他们常用的“率直”和“耿直”语汇中)已经被他们将普通生活和民众浪漫化的倾向所淹没,有时,他们还赞美通俗文学。

霍姆斯后来说:我们是和通俗文化以及对这种文化毫不羞愧的热爱一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美国人。《在路上》一书中,萨尔报告说:“我最后告诉迪恩,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成为丹佛的市长,或者成为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但他却总是跑出去看微型汽车比赛。我和他一起去。”

萨尔偶然碰上一场傍晚的垒球赛,邻居们放松地,一动不动地用心站在那里观看。克鲁亚克写道:“都是一些穿着校服在沙地上玩的孩子。在我作为运动员的一生中,我还从未让自己在一些家人、女朋友和邻居的孩子面前这样玩过……以前往往是在大学里,是高水平的比赛,人人脸上都很严肃。”克鲁亚克曾获得橄榄球奖学金而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像这样孩子气的,人们很喜欢这样。”

这不是说文化贵族在贬低——或逃避——粗俗的大众;相反,《在路上》一书赞赏日常生活和其中的快乐。迪恩犯的“罪”

不是什么满脸怒气和鄙视嘲笑;而是叫喊着“yea”,爆发出美国式的疯狂。这是西部的方式,是西风,是从大草原传来的颂歌,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早在预料中,长时间里逐渐来临的东西……我所有的纽约朋友都站在反面……贬抑社会,提出他们不耐烦的、迂腐的理由,或者政治的以及心理分析的理由。但是,迪恩却在社会上奔忙,迫切地想赢得面包和爱。

对他的纽约“朋友”这种民粹主义和波西米亚式的攻击对纽约知识分子也并非不起作用。他们不喜欢60年代的反叛者,也不大喜欢他们的前辈——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文章《一窍不通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中捍卫了文明,反对野蛮人的侵袭。他说:“在[克鲁亚克写的]那些书中,有一种压抑的呼声:杀死那些讲话能有条理的知识分子,杀死那些能一次静坐五分钟的人。”“50年代波西米亚主义”“敌视文明,崇拜原始主义、本能、活力和‘血腥”’。在波德霍雷茨看来“这是精神贫困者的造反”“。

波德霍雷茨认为他看到了垮掉的一代和青少年罪犯之间的联系:他们共同憎恨文明和理智。“我恰恰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缺乏道德力量,这与5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我也相信青少年犯罪部分是出于那种对正常情感的憎恨和用克鲁亚克与金斯伯格书中隐藏的智慧来对付世界的企图。”

然而,波德霍雷茨和其他批评家很难抵消垮掉的一代的吸引力。垮掉的一代发出的信息是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并未被势利的屏障遮蔽,在城市波西米亚群落里也不显得突出。相反,这种生活被用一种传教般的热情来向世人炫耀。“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人人都受到影响;这是一种精神革命。”这一信息,或者这些马不停蹄四处奔跑地传递信息的人充满了民粹主义倾向,对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之大是无法抗拒的。保罗·古德曼在对《在路上》的评价中抱怨说:“在300页书中,这些家伙就横穿美国八次,通常都住宿在朋友或亲戚家。”

诗人加利·斯奈德将《在路上》一书中克鲁亚克虚构为“迪恩”的尼尔·卡萨迪描写成“19世纪肋年代的牛仔在丹佛的孙子,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牧场好让孙子在里面干活”。

卡萨迪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边疆型,只会成天在赌场里赌博,开车在全国来回奔跑……以前,在美国你该做的事就是踏进荒野;结果100年后你所做的事就是驾驶汽车开足马力来回奔跑。起初,你在完全荒野的地方漫步,而最后你所干的却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飞快地奔驰。是典型的西部精神、边疆精神使得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这样看待卡萨迪这一人物……

这一坚韧不拔的行为最后赢得了一批观众的认可,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地容纳了垮掉的一代和波西米亚群落,并将他们卷入所谓的60年代,卷入嬉皮士和反文化的潮流之中。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开始相互交叉。当垮掉的一代和未来的垮掉的一代上路后,他们就碰到了新的青年中心和大学校园,那些挤满了出生高峰期的那一代人。由于人数之多,这些校园中的青年几乎构成了一大群批评者,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

一部有关这一代人的编年史解释说:“数量庞大的学生一旦到了大学以后,就立刻就压倒了等待他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结果是这些人就在伯克利、波士顿、奥斯汀、纽黑文和安阿伯这些地方开始从事自己的社会化活动。正式生和旁听生的社团围满了一流大学,就像围着100个太阳的黑子阴影一样。”在像安阿伯和麦迪逊这样的小城市中,学生、工作人员和靠他们为生者几乎占了30%。“青年人不再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社群。”在这些青年的“聚居区”中,垮掉的一代建立起了家园。

当然,事实并不完全这样简单。虽然垮掉的一代输出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信息,但60年代的政治并非来源于他们。垮掉的一代中有些人适应了新的术语和关注事务,而另外一些人,最明显的是克鲁亚克,却不能认清年轻人的反崇美主义情绪。一位历史学教授西恩·威伦茨(伊莱亚斯·威伦茨之子)回忆说当他父亲的书店在60年代中期搬迁时,许多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人都帮了忙,后来还举行了庆祝会。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中午消息从哈莱姆传来说马尔科姆·X刚刚被杀了。屋子的所有人都十分惊异,然后,气氛显得紧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勒罗伊·琼斯立刻停止了手上的种种事情。我感到格林威治村再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第二次我在书店中看到琼斯时,他的名字已经被改成巴拉卡了。

然而,垮掉的一代却变成了公路与衰落的城市这一时代中的放浪形骸的信使。他们不是郊区的居民,但他们对不适宜人住的城市和新的公路这样的现实也有所反应。一旦60年代的文化爆炸烟消云散之后,50年代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垮掉的一代不仅扩大和总结了民众化的“非道德”倾向,用马尔科姆·考利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助长了以消费的伦理道德来代替劳动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也预见了美国的非城市化,废弃城市而代之以小的中心、郊区、大学城和边远地带。在城市的伸延时期,垮掉的一代是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1956年,H·斯图尔特·休斯对文化界做了观察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过时了吗?”H·斯图尔特·休斯是一个有名的反智主义者,为麦卡锡主义所困扰,他相信美国没有为“自由沉思的头脑”留下空间。可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缩小了。更有甚者,正在膨胀的大学和政府机关雇用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活动范围相对缩小的社会和时代。”被“依从”这个“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压力”所压倒的美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休斯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在一些题为《知识分子:衰退萎缩了吗?》或《知识分子的没落》的文章中,许多评论家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小亚瑟·施莱辛格总结道:“1953年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量事实。”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

早在10年前,战争结束之时,《党人评论》就已经提出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牛顿·阿尔文在1945年宣称,作为“管理革命”的成果,一个新的“美国学院形态”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新一代人为了“成果”和事务管理而放弃了“广泛的、奇异的、冒险的及人的研究”。因为有了学术领域和相关学术领域,有了委员会和组织,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正准备把“我们的文学传承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令人信任的基础上”。另一位评论家也表示赞同;过着庸常生活,并按照习惯思维思考问题的大学教师正逐步淘汰自由作家、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以及前卫知识分子。“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像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

这些哀叹也许都成了些陈词滥调。知识分子始终被自己所困扰,不断地哀叹他们的无能、堕落,或者是死到临头。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叹仅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然而,这种怀疑论也许太相信,或太宁愿相信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了。为了避免走极端,怀疑论也必须对自身表示怀疑。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二战后的岁月显示出了在两类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大学教师和专家面前,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退却了。当然,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为了郊区的家园和设备齐全的办公室而放弃他们的城市里的公寓和简陋的阁楼,但是在50年代,这种趋势加速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之动心。到50年代末,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本质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是一些通俗杂志都满是高谈阔论,这些杂志一度在校园外也能看到。《党人评论》本身,作为不恭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象征,最后也落人大学教师的手中,它的编辑大部分都是英文教授。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明显地感觉到下一代人感觉不到的东西,即他们生活的重新构建。当艾尔弗雷德·卡津回忆起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的那几年时,他这样说,“过去我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员,一个完全不依附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作家和一个在大萧条中期自学成才的、偶尔去夜校讲课的教师……”对于在60年代以及60年代以后成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甚至都没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像菲利普·莱福、艾尔弗雷德·卡津以及欧文·豪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做了几年的自由作家和编辑以后才成为教授的。

其他人,像路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或德怀特·麦克唐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由自由撰稿人变为教授的过程及其后果。马尔科姆·考利回想起,在20世纪初教学和写作是“分离的两个世界”;但是,今天作家的角色再也不是“独立的手艺人”,而是教授,政府或编辑部的高收入雇员。

变化的迹象似乎随处可见;大学和全国性刊物急需雇用知识分子:卢斯出版集团或《纽约人》都会给德怀特·麦克唐纳、艾尔弗雷德·卡津、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还有其他许多人发去邀请。一些大的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和前卫作家创办了“小”杂志。袖珍本书籍出版社创办了《发现》;阿尔文出版社创办了《新声》,双日出版社创办了《新作家》,而发行了米基·斯皮兰著作平装本的美国新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了最成功的系列刊物《新世界写作》。其中的一期讨论的是“琼—路易斯”的《垮掉的一代的爵士乐》,这是克鲁亚克未出版的《在路上》的一个摘要。

对于芝加哥的一个散文家伊萨克·罗森费尔德(1918—1956)来说,这些发展表明了贫困和抗议的知识分子生活已经属于过去。“作家很少像过去那样站出来抗议这个世界,而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故作姿态,这是危险的。”即使收容了贫穷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波西米亚群落也有了革新迹象。“小阁楼仍然存在,但是租金上涨了。”

然而,怀旧不能歪曲历史。如果一些知识分子相信新的形势暗含着堕落,那么,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意味着进步。像特里林、里斯曼和贝尔这样的批评家——这名单可以轻易地扩大——称赞并接受了这新的现实。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3年有关知识分子的一次讨论中说道“在许多文明世界都出现过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头脑和想象……屈从于趣味和敏感”。

他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在美国,这种屈从现象一度是看得见的。”经济的繁荣削弱了众所周知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趋附于上层社会”。即使是过去受到嘲弄,收入很低的教授现在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和丰厚的薪水,这使得教育事业对那些曾经对此抱以蔑视的人又具有了吸引力。现在选择了大学教师生活的特里林教授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人不能不被富裕学生的人数打动。”

特里林的评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1952),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被大量引证的《党人评论》专题论集中,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新的地位而欢呼。这本专题论集的编辑表明仅仅在10年以前,知识分子还时常痛斥美国社会的庸俗和空虚。“然而,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向,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管好坏,大多数作家不再认为疏离是美国艺术家的命运;相反,他们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反叛者和流亡者”。

一些辩护者,包括菲利普·莱福和诺曼·梅勒在内都不同意这种观点。莱福对“波西米亚的文化人或无产阶级”的流逝进行了反思,它是战后繁荣的结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使知识分子融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生活”。对莱福来说,知识分子现在是从内部审视美国社会的。“我们正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被很恰当地描述为美国知识分子圈层的市侩化过程。”

然而,持异议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卫·里斯曼评论说,知识分子“已经来到了,他们值得重视”,像特里林一样,他欣喜地提出富裕珍藏着文化。“知识分子以前的敌人有许多来自上层社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现在都“从事”文化。然而,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固着在欧洲模式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更有赖于“一个正在扩大的敌对面的圈子而不是正在扩大的支持者的圈子”。马克斯·勒纳把他的自传当作一个“展览”拿出来。他那时正在致力于美国文明的研究,这一研究早在10年前他自己本应该判断为“伤感的、从众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但是,时代变了,而且他对美国的“长期压抑着的”爱最终被“释放”出来了。”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重视,他们也应该受到重视,原因有几个。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广阔的文化天空中隐约出现。他们从外部审视文化生活的专业化,这是他们的后辈无能为力的;而且,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通常出类拔萃。他们是为了让读者阅读而写的。许多人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主导了知识界的景观。

另外,他们主要地界定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不仅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近期还统治了美国的文学。人们常常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由同样的陈述者对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新陈述。“到现在为止,‘新保守主义’成了老生常谈。”这种陈述——30年前所作的——表明整个战后的年代,保守一直持续不断。可以肯定的是,保守主义过去是,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自由派的”;它的创建者通常是以前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激进分子。而且,纯粹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从不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特里林在他的《自由想象》中的一个论点。然而,自二战以来,这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美国的文化。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的出场和成功并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的才华。在60年代衰退以后,50年代的一些现实,尤其是冷战思潮和反共产主义,在原来的文化脚本和模式中又得到了复兴并激发了兴趣。他们的出场和成功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起来向老一代文化卫士挑战。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新的公共思想家的缺席。没有什么能与之较量,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可能比当时的实际状况和现在的状况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毫不宽容的研究一定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同样无情。

即使是对这些老一代人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随意组合。相反,在50年代,纽约人和犹太人占领着文化高地,并经常界定术语和划定争论范围。有关近来美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对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进行评定。这些研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来源,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名声显赫而多才多艺的纽约知识分子。然而,新近的细读研究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常识性的认识。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才能和活力是所向披靡的。然而,回忆一下,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是动摇的。他们的成就虽然不小,但还达不到人们期望的程度。

哥伦比亚大学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在哥伦比亚的三个同事,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历史学家里查德·霍夫斯塔特和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囊括了从犹太人到非犹太人、从右派到左派的整个知识分子谱系。正是米尔斯对特里林有关知识分子的系统表述提出强烈的反对;也正是霍夫斯塔特指出了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能遮蔽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更多地把自己视为面对公众并论说公众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授;而且他们都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这一点不应忘记。

特里林在哪儿称赞文化的进步,米尔斯就在哪儿哀叹文化的衰落,哀叹政治话语沦为口号和牙膏广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牛仔故事,而决定性的政府决策是由一无所知的专家所作的。1955年米尔斯反驳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米尔斯把特里林称为众多屈从于这种混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米尔斯的言论使特里林不满,他起而反驳,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并以与米尔斯私人关系的破裂而告终。特里林解释说,他只是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在赞美它。“我只是试图使人们注意到形势要求广大人民接受知识熏陶……所有这些人……都感受到了思想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修正和改进的可能。”

坚强不屈的米尔斯回答说,特里林混淆人文知识分子和明显走红的政策专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谈到美国文明从属于“精神、趣味和敏感”就离题太远了。特里林本应该强调专家和顾问的统治,而这却不是“你的文章的主旨”。

在话语特征和气质方面,米尔斯属于和特里林(还有霍夫斯塔特)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战争结束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指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道德和想像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44年写道,“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败而悸动不安,”这是一种他们通过“紧张工作和自我欺骗”来掩盖的形势。

米尔斯的《白领》(1951)继续鞭挞教授和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富于想象的人们”没有被拉到大学里去。大学也没有“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教授是“三六九等中处于底层的一员,因为其中产阶级环境和将思想生活从社会生活中疏离开来的做法,教授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封闭体……平庸的人制定自己的法则,确立自己的成功偶像”。知识分子中更大一部分人情况并不及这些教授;他们为了行政和个人的成功抛弃了政治。“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和激进党派内部的堕落”。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在国家或媒介科层化机构中的职位,尽管有时他们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米尔斯在向霍夫斯塔特征求对《白领》的看法时,发现他的这些攻击性的宣传激怒了霍夫斯塔特。霍夫斯塔特写信给米尔斯谈道,“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了,完全是太过分了,也许你是用某种偏激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假如情况果然像你所说的那么糟——我是表示怀疑的——那么用一本书来进行分析和力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为什么就不能给一点怜悯和温情呢?”“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的评价伤了他与米尔斯之间的和气,这个评价要求他对白领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做出更为明智和审慎的评价。

里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在50年代的争论结束时做出了适当的贡献,他是一个勤奋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因《改革时代》(1955)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对朴素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在最后一批著作的其中一部中解释道,“我们当中那些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再也不能和那些充分享受美国自由主义的进步作家抱有同样单纯的信念。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和恐怖的世界里。”

霍夫斯塔特和米尔斯同龄,出生在纽约布法罗,在1937年搬到纽约市并和纽约知识分子有关联之前,他在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和哲学。他的好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回想起在他的“第一个”纽约公寓拜访他的情景。“他看上去好极了,生气勃勃、强健有力,具有来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那种明显的口音。”霍夫斯塔特和他的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一起加入了共产党。根据最近一项报告,这表明他的“对麦卡锡主义的谨慎的反应”。随着进一步对劳工阶级以及苏维埃联邦祛魅,霍夫斯塔特和其他的纽约左派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总结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认真地在接受和反对之间选出一条道路。他的书是一本“个人的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回应。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彻底击败阿德莱·斯蒂文森,使美国社会特有的反智主义得以恢复。霍夫斯塔特写道,重新审视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权位正在埋葬反智主义。“假如说在麦卡锡主义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当局中存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遭遇令人恐怖的末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今华盛顿对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再次变得如此友好,表明这已不再可能了。”

这本书的结尾对当前的争论作了一番总结性的论述。“20年的令人幻灭的经验”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疏离的错误崇拜思想,这种疏离曾经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律令。然而,霍夫斯塔特在60年代早期写作的时候观察到由“正在兴起的一代”那些持异议的作家带来的“对疏离的老承诺”的复兴。“当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独立资源时,美国吸纳了知识分子,”持异议者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回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富有生气的批评家。

霍夫斯塔特对欧文·豪在1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从众的时代》(1954)的文章进行了鞭笞,这篇文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经典陈述。霍夫斯塔特把它称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像米尔斯一样,豪也反对特里林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威望和尊严的称赞。豪认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瓦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依从性,他说,“在青年作家曾经共同面对世界之处,现在他们沉沦于郊区、乡村别墅和大学城。”大学“吸收”知识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豪强调陈述了以下事例:

大学仍保证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且许多教授努力地并真诚地靠这种意识形态生存。假如知识分子不能离开工作和亲戚而独立生存,那么学院通常是他们最适宜去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生活一直和可能仍是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学院是有才之士天然家园的观念。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豪自己也被置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他在自传中解释道,“到了5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找到这样一种工作或许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项事业——那就是在大学教书。”尽管他们没有高级的学位,也没有大学的奖学金,豪以及其他的文学人土都被正在扩张的大学恳请去教书。布兰代斯大学提供给豪的职位是难以被拒绝的,豪对许多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了一番分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也意味着摆脱“我为《时代》作的那些令人厌倦的评论”。

在他的书中,霍夫斯塔特十分高兴地把豪称为教授,因为到了1963年,这位独立的批评家已经成为他早已警告过的画地为牢的教授。“霍夫斯塔特并不与像豪这样的“疏离的预言家”为伍,这些持异议者用“最大可能的否定主义”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对社会进行启蒙,而是提出批判社会的主张”。

持异议者被迫变得“声音尖锐”——或更糟;霍夫斯塔特用了像“道德虚无主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青春期的反叛”这类术语来影射诺曼·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他嘲笑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创造性需要波西米亚群落,或认为“被认可的机构”损害了有识之士。把知识分子加人现存机构指控为背叛,这曲解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成功的诱惑和崇尚孤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霍夫斯塔特提出这样的告诫:知识分子应该既不成为“仅仅和权力相关的专家”,也不要成为“情愿疏离”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更为关心的是保持他们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效用”。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的结尾里,礼节性地称赞了因“自由的社会”而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多样性”。他只是担心,“思想单一的人”有可能统治未来。

霍夫斯塔特的结论有一种负责的、审慎的语调:权力的仆人和疏离的预言家同样威胁到多元论的共和党的利益。然而,简单地折中调和有时会产生误导。霍夫斯塔特不是一个有着简单信念的简单的人。假如他是一个像卡津在《纽约犹太人》中所说的“隐蔽的保守分子”,那么他也是一个暗藏的激进分子。甚至在他和米尔斯的关系恶化以后,他仍然审慎地表示了对米尔斯的立场和努力的认可。

霍夫斯塔特对《权力精英》(1956),也就是米尔斯对美国社会权力的集中所作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控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补充道,米尔斯是自凡勃伦以来的第一个直率的社会学家。霍夫斯塔特在这篇未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公开地站在特里林的热情和米尔斯的无情之间。特里林着迷于自由的权利,很容易被美国社会接受,有时是反讽地接受。米尔斯担当美国社会反叛的角色,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局外人;而霍夫斯塔特巧妙地占据他们之间的中间位置,带有批判性,但又不是怨天尤人。克里斯托弗·拉什对霍夫斯塔特的《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念》和他《对史学职业的最高信任》发表了评论。”这三位哥伦比亚的同仁在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方面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这里有关于激进主义和犹太及非犹太的知识分子的什么教训吗?特里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第一个犹太人,总是为他的好运感到惊讶,并得意洋洋,他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教授。米尔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曾经自称“局外人,不仅是地区上的,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骨子里的局外人”,他补充道,“我的得克萨斯祖父和我的这种局外身份也有关系。”霍夫斯塔特居特里林和米尔斯中间,是一个“半”犹太人,他坚持一种兼顾了特里林和米尔斯两者的批判自由主义。卡津记得他那副十足的学院气派。但“他很快就讲一些犹太人的笑话、关于犹太人的笑话,装扮成犹太人。”霍夫斯塔特“在许多事上都是隐密的,奇特地介于他说意地绪语的波兰父亲和已故的路德教信徒母亲的影响之间”。

在描绘文化生活的时候,通常很少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时代精神。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发展和政治活动中代表了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轨迹。像其他人一样,他首先是一个政论学家——一个记者、书评家和文笔优美、驾轻就熟的散文家。他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从他的第一本书《建构与毁灭》的封底可以看出,青年波德霍雷茨注视着远方,领带松散着,眼睛眯着,嘴上叼着烟,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他被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

最初,他也对他一度没有注意到的保守主义作了清楚的说明。1957年,27岁的波德霍雷茨竭力劝诱人们过一种与革命和波西米亚相对抗的成熟的生活。他声称“总体上”,战后的美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错的环境”。这种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有一个新的面貌,因为“由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在格林威治村公寓的承诺所体现出的‘疏离’的老作风”,有点20世纪30年代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召唤着一种“新的‘成熟’的风格”,这就假定“真正的生存冒险并不是在激进政治和波西米亚群落中发现的,而是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发现的……是在成人的社会发现的”。

对于波德霍雷茨来说,他的一个“计谋”是“不要像一个心浮气躁的少年一样对生活吹毛求疵”,而要尽可能快地过成年人的生活。这不是“从众”,而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可能找到生活的“最佳和最深邃的可能性”的。

25年后,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至少是越南战争(一个他不再记起的事实)这么一个短暂迂回后以后,“波德霍雷茨重复了他过去的才智。用与几十年前几乎同样的词语——尽管多了一点歇斯底里——他在他的传记《打破等级》的后记中忠告他的儿子,激进主义造成了“在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拒绝……担当责任”。这是“轻蔑地拒斥美国及其中产阶级的任何事物”。当然,波德霍雷茨在那些岁月中也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警告其子注意一场“精神瘟疫”,这场瘟疫经过民族的血脉,攻击“整个人类的命脉,即阻止男人做父亲,阻止女人做母亲”。他对儿子说,成为一个成年人就是做父亲。“没什么比男人拒绝成为父亲,或做父亲,或者女人拒绝成为母亲,或做母亲更重要的责任了。”

波德霍雷茨个人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的持续。当然,他并不代表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孤立的或罕见的个案。然而,根据通常的解释,犹太人作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是“被过分地再现了”;一个贫困的移民族类有着巨大的自豪感和对文化的热爱,他们自然反叛歧视和不公正。

在一本有关犹太人的激进主义的书的开头这样写到,“犹太人在20世纪对美国的左派所做的贡献,在所有的移民或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的犹太人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提供了很多的领导人、活动家和支持者,其占人口中的比例有时达到或超过了主要族裔。”另一项研究表明犹太人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新左派,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占美国人口3%的犹太人,构成了新左派成员及其领导人的大多数。”

这些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熟悉这种说法不利于冷静而公平地评价这一说法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对许多纽约的和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事业的总体观察,并不会对此做出单调浅薄的驳斥,而是对它进行了极大的修正。一项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仅在1972年,奈森·格莱泽、锡德尼·胡克、路易斯·福伊尔和西摩·马丁·里普塞特的名字就出现在(保守主义的)《国家评论》上。这些人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先前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分子。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三个(格莱泽、福伊尔和里普塞特)早在60年代就呆在伯克利(学生革命的发源地)……也许最有趣的是他们所有的人一度都是‘激进派’。”

假如说犹太知识分子曾大量地趋向激进主义,那么他们也迅速撤退了。到50年代,不仅是格莱泽、胡克、福伊尔和里普塞特,而且欧文·克里斯托尔、莱昂内尔·特里林、丹尼尔·贝尔、莱斯利·菲德勒,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为了前途暗淡、毫无价值的事业而放弃了过去的红色岁月。相比而言,非犹太的(及通常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或更有能力在他们的事业中保持激进主义。

这类概括很容易受到一系列反对的质疑。要列举出很快抛弃其激进主义的非犹太人并不困难,而且,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作出了反应:这并不是某种族裔特征,而是历史事件把知识分子从早期的堡垒中赶了出来。欧文·豪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以及战后年代的繁荣——加上简单的成熟——来解释犹太知识分子的不断发展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标示出较大潮流时,不应该忽视那些较小的旋涡,因为正是这些旋涡对少数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小的旋涡似乎被染上少数民族或宗教色彩。再者,这是一个微妙的、含混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没有理由回避的问题。

长期的观察不是表明有多少,而是表明相对于非犹太人,犹太知识分子中保持激进和持有异议的人少到什么程度。这可以在几对有犹太血统的和非犹太人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和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丹尼尔·贝尔(1919—)和C·怀特·米尔斯(1916—1962);诺曼·波德霍雷茨(1930—)和麦克尔·哈林顿(1928—)。其他的非犹太人也可以加进来: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保罗·斯威齐、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克里斯托弗·拉什。但是,始终致力于以激进的视角看问题的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看来是短一些。

60年代的情景是:路伊斯·福伊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授,曾经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伯克利校园的抗议中看到了文明的没落。他把学生运动描述成“道德堕落”的一块磁铁,学生运动提倡“各种各样的麻醉剂、性变态、学院卡斯特罗主义”。福伊尔从没有从惊恐之中恢复过来。在对岸的三个学生,一个拿着一听啤酒,在斥责召开于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大会以后受到热烈称赞。被诽谤中伤的锡德尼·胡克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事件称为“一生中最让我震惊的经历”。同时,远离商业区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徘徊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得出如下结论:学生骚乱是对不可容忍的形势的正当的回应。“他和他的妻子与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交上了朋友。

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指责早期激进主义,而另一方面,非犹太知识分子则给予同情,这是典型的情况吗?犹太知识分子朝拜激进主义,而更多的非犹太知识分子却身处逆境,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长期以来比许多犹太人共通的移民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保障,这是可能的吗?

通常的看法是,与基督教文明的疏离促使犹太人进行改革和革命。然而,这一看法可以颠倒过来,或者至少重新考虑一下:个人的疏离并不导致鲁莽的激进主义。表达了分隔之苦的焦虑也是对统一的渴望——或统一的替代物:被承认和被接受的渴望。仅仅建立在疏离基础上的社会批评也破坏了疏离。

犹太人的和移民的生活的经济现实,大大有助于解释犹太人为什么无力得到通常意义上的成功——金钱和被承认。那些过多地进行体力劳动的人希望他们的儿女靠头脑做得更好。欧文·豪回忆道,“我于1936年进了纽约市立学院,人们都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犹太孩子就该上大学。当移民社会的主要信条是‘我儿子不应该在商店打工’时,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吗?那是一切愿望和才智的开始和终结。”而且,对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要完成大学学业或者在大学谋一教职是特别让人高兴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通常表明他们是家族中最出色的人。

经济剥夺和文化疏离通常导致认同及过分地认同主流文化,这并不是非得用弗洛伊德的蹩脚理论来解释的。”来自说意第绪语家庭的犹太知识分子——特里林、菲德勒、豪、卡津——通常热爱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这个现象是我们熟悉的,但它与美国知识分子的相关性却没有被注意到。“外国人”——犹太知识分子——守护着他的新文化家园,有时为了得到承认和赞同,他们迅速调动进行批判的聪明才智。没有类似的文化疏离问题的本国人却避开主流文化,常常还转向外国的资源。当特里林沉浸在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中时,威尔逊却在学俄语。锡德尼·胡克坚持研究约翰·杜威,而C·怀特·米尔斯却徘徊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丛林里。

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允许了——显然不是强迫——一种能使激进主义长期存在的距离,这可能吗?对非法和迫害的忧虑没有困扰美国知识分子吗?他们有时更为富有的和贵族的背景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立足点了吗?较多的原则和较少的烦恼激发了非犹太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了吗?当米尔斯、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的得克萨斯州的、清教徒的或苏格兰的身份导致了一种更能抵制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优越性的坚定的激进主义时,满是焦虑的激进主义偷偷滑向保守主义了吗?

特里林和米尔斯体现了犹太和非犹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比。特里林代表了有着激进历史的、成功的、谦和的犹太教授;米尔斯却代表对折中调和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叛逆者。特里林的说意地绪语的父母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和不成功的毛皮商)鼓励他学习;他被认为必定会上大学,像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生致力于英国文学。他的才能得到了回报:特里林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英语系他是第一个得到终生教职的犹太人。

有关特里林的一切,从他的名字到他的品行,都意味着成功地顺应了英美文化。正如他妻子后来写道的,“在形象和姓名上”特里林都让寻找其第一个犹太人成员的英语系“赢了一把”。“如果他的名字是他外祖父的名字,伊斯雷尔·科恩,那么他是否能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系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一个娴熟、明智而审慎的人文主义和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获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大量的奖品、各种荣誉称号以及国家的承认。对于被夹在左派、通常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冷战的繁荣之间的知识分子来说,特里林重重地敲响了右派的声音;他为“使非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顺应其自身及社会地位”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在他的一些老相识看来,特里林已经走得太远了;艾尔弗雷德·卡津对他“敏锐的顺应感”,无力、抽象的论文中,对像“几乎不”、“调适”、“我们受教育的阶层”这些词的嗜好不敢恭维。“相对于特里林,我总是‘过于犹太化了’,过于强调我的社会较低层的经历。而他总使自己免于他过去的经历的烦扰。”

和特里林相比,米尔斯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是有启发意义的。米尔斯是也是来自一个经济背景一般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得克萨斯州的沃克的保险推销员,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其他的情况都和特里林不同:米尔斯不追求大学教师的职业和前途,也没有被鼓励成为学者;他进了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成了一名工程师。当他转到得克萨斯大学后,他偶尔接触到了哲学和社会学。直到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都仍然对学院生活保持怀疑,不相信他常常蔑视的职业常规。不像特里林,他尽管珍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但他并不是那么高兴地安于这个职位;他的同事发现他观点尖锐,不好相处。

对于一个出生于移民家庭的人来说,大学的前途——地位、薪水和安稳——这些都体现了真正的优势。这里,在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移民的经历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米尔斯回想起过去的家庭——他的祖父母——都是独立的牧场主。这属于事实还是虚构倒并不重要,因为它形成了对自我和对世界的看法:在一间办公室做雇员的生活——大学、政府、或出版社——不论头衔、金钱或尊严,这种生活是不合标准的。对于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同样如此,比如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他们回顾自己的家庭,都是独立的农场主、政治家或反叛者,这些似乎为激进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基础。这一点在加尔布雷思的有关他苏格兰一加拿大生活的传记的题目,《坚持到底》中就可以看到。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一个诗人及波西米亚文化人,在自传中,他思考了家族谱系在产生一种奇特的美国式反叛中所起的作用。他相信他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家庭史诗,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作用”。“施温克费尔德教派(德国清教神秘主义派别),孟诺派教徒,四八年德国革命党,废奴论者,妇女参政主义者,北美印第安女人和印第安商人,黑白混血儿和巡回马商,戴大沿草帽的农场主,留着大胡子、大衣上挂着佩剑环、喝烈性酒的小城镇的旁观者”的祖先们,塑造了一种抵抗顺从的个性。

雷克斯罗斯认为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很典型。“源于19世纪早期的大多数美国家庭,其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开拓,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责任感。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国家,国家也确实属于他们,这种感觉便产生了激进的批评家、反叛者、改革者及离经叛道的人。”

威尔逊和维达尔有一种貌似相像的思想。高尔·维达尔曾经表明他和威尔逊对美国的清教徒传统的源流有同样的“感觉”。威尔逊在《内地》中回顾道,甚至在他离开了他年轻时代的、他父母的、祖父母的城镇35年以后,他感到自己仍然属于这个城镇。每个人都知道他及他的家庭;每个人都有往来,有几座房子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我们在这个(纽约州)路易斯县这个小地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我始终能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优越感。”作为美国人中“今天有点过时的少数族裔的一员”,对威尔逊来说,在与开发者的战斗中与更“传统的美国人”,纽约州的印地安人、易洛魁人达成团结过程只有一步之遥。

米尔斯的家庭(或他的家庭感)不能和雷克斯罗斯的或威尔斯的相比,然而,他对死于枪战的得克萨斯牧场主父亲的模糊不清的印象却漂浮在他的作品中。另一个沃克居民——也是被击毙的——是反叛的记者威廉·库柏·布拉恩,他出版了《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一书。在米尔斯身上探寻他的稍纵即逝的身影几乎是可能的。“我们被郑重确告,”布拉恩写道,“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把那些说真话者的头向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今天他们仅仅用左轮枪敲击他们的头部,并用一根绳子拽着他们在一所浸礼教徒的校园里游街。一个改革家现在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是一个坚硬的脑袋和一个橡皮颈子。”(这看来是过于乐观了:布拉恩与浸礼教徒学校贝勒大学的不共戴天之仇最终导致他被暗杀——刺客也死了,因为布拉恩回击了一枪。)

在比真人还要大的牧场主兼带枪记者布拉恩的塑像旁边,米尔斯的父亲,一个保险推销员,就显得逊色多了。米尔斯的《白领》是对新兴官僚阶层的全面反击,包括他在题为“点子公司”的一章中挖苦、愚弄的学究,他的反击至少是半自传性的。他追溯了独立群体的衰退,像农场主和小承包人,不屈不挠的、民主的个人,他也追溯了大公司和企业里不可靠、畏缩胆小的雇员人数的上升。米尔斯曾经揭示道,他自己的家庭从牧场主上升为推销员带来了沉痛的损失。“自我10岁那年起,我就看着我的白领父亲为每一次推销的旅程做准备。”

一个朋友回忆道,在纽约这个社会大环境中,米尔斯把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他还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摇摆不定的人,顽固的美式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并把他们的独立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他喜欢上了什么人,他会说‘那家伙是个真正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的第一部著作《权力新人》中就有这么一首被当作警句的无名摇摆诗:

当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乘船

来到埃弗雷特,当地官员说道

你们再过来一点

反正你们的头儿要下地狱

谁是你们的头儿?

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在后面嚷嚷——

我们不是没头儿

我们都是头儿

他们正不停地走来。

当然,这是很容易被夸张的,米尔斯本人也许已经过分地扮演了得克萨斯的反叛角色。一个朋友回忆道,“他以一种相当笨重的装束来到哥伦比亚,让人想到将要去迎战敌人的游击队勇士,他常常穿着野营靴……戴着骑摩托用的头盔,扎着多余的军用帆布袋或装满书和笔记的军用背包。”

米尔斯感到,他与另一个让人讨厌的、植根于独立农耕传统的批评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之间有某种深刻的亲昵性,他把凡勃伦视为“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批评家”。(不足为奇,美国另一个无情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凡勃伦并暗示凡勃伦自己就喜欢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写的导言读起来很像他为自己写的。“在性格与经历方面,在精神和日常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憎恨虚伪,并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给虚伪以现实的和浪漫的一击”。米尔斯告诉我们,凡勃伦“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桀骜不驯的人,如果我们必须把他归在美国社会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把他和最倔强的美国人,摇摆不定的人归为一类。凡勃伦在更高层教育的边缘,试图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样生活。对于这样一种努力,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对于米尔斯来说,美国也是努力做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的奇特的地方。当然,米尔斯不能代表所有非犹太的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固执却带有点奇特的美国味儿。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见到米尔斯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密切相似性。“我们都是天生的叛逆者,傲视一切公认的观念和业已确立的体制。”

米尔斯、威尔逊、雷克斯罗斯或维达尔及其他人,在其十足的美国家庭史中找到了叛逆的根源,相信这点,也许就是屈从于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然而,这些神话使他们能够抵制成功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更多的穷途末路的移民来说是难以抵挡的。特里林为教授身份受到富人的尊重而欣慰,波德霍雷茨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这与米尔斯把失败赞颂为见证率直形成鲜明对照。“凡勃伦的美德不是疏离,而是失败……在美国学院史上没有一种失败像凡勃伦的失败这么伟大。”“对米尔斯来说,这都是些赞誉之词。

必须说明对于这种讨论的几点限定。人们常常注意到犹太知识分子向右派的转变。然而,很容易过分夸大这种转变;也很容易把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更多更潜在的、也许更坚定的激进犹太人群体混淆起来,诸如社会工作者、律师、编辑、教师、工会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新保守主义也许只限于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甚至在这个被选定的群体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仍然把他们自己放在左派阵营。属于这一类的有与《异议》杂志有关的人,像欧文·豪,或与《国家》杂志有关的文人,像诺曼·伯恩鲍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用“一些”这个词还不精确的话,那么,可以说更多的犹太知识分子现在,特别是和过去相比,把自己视为保守主义。

犹太激进知识分子这份不长的或者人数在缩少的名单,包含了过多来自特定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的人。对于非犹太激进分子来说,也许同样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及凡勃伦为美国的持异议者一脉相承。

在犹太激进分子中,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默里·布克金,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撒克·罗森费尔德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面目。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奇特的复出并不神秘费解。就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怀疑庞大的机构、国家、大学及其职能。他们不那么容易受头衔和薪水的腐蚀,因为他们的抵抗是一种品性,近乎于一种本能。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恰恰揭示了他们长久的(还是短期的?)抵抗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能够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应使精神和伦理道德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或常常被忽视的远大事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当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诺曼·乔姆斯基是对那些为美国外交政策而抱歉的知识分子展开批评的精力最旺盛的一位批评家,这决非偶然。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注意到,新左派和垮掉的一代的回忆录如潮水一般面世。但是,除了几部比较老的(由泰丝·施莱辛格和玛丽·麦卡锡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的一部传记(波德霍雷茨的《成功》)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是由纽约的知识分子写的。“几乎没有回忆录和自传,没有自传体的故事,没有反思。”对贝尔来说,自传的缺乏说明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突出的贡献。羞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和淡褐色皮肤的祖先,这些纽约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转向文化。他们不想谈论他们家族的历史;他们想谈论思想观念。“他们受限制的背景的实质表明,真正激活他们并驱使着他们的是对文化的渴望。”

贝尔的话不准确——而且不仅是因为不幸选错了时间。贝尔说1976年没有纽约回忆录问世,但那时正是回忆录大量涌现的开端:欧文·豪、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阿贝尔、威廉·巴雷特和锡德尼·胡克都提供了他们回忆录。贝尔也忘记了这批回忆录中有最好的两本,亦即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城市中的步行者》和《在30年代出来》在此前已经面世(他的第三卷《纽约犹太人》于1978年出版);而波德霍雷茨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按梅勒出版于1959年的《自我推销》的模式写的。

纽约知识分子在美国文化中确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常常使非纽约知识分子黯然逊色,这是事实;这部分是如下原因造成的,贝尔——和他以前的许多人,包括凡勃伦——曾概括了这些原因。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和他们成为零售商店的店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自动被排斥的,而且他们掌握着先决条件,即才智和进取精神。

然而,众所周知的情况使这种说法耐人寻味;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而不是被确立的。比如,在有关50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特里林或莱福或波德霍雷茨的谈论就很多,而有关威廉姆·H·怀特、肯尼斯·伯克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几乎就没有什么。如果相信纽约人使他们自己成了卓越的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就成了别的什么,诸如通俗作家或批评家,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公正的。但也是值得疑问。

仅仅从质量上,把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与非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明确区分开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集既不是如此地才智进发,也不是如此地光芒四射,以至于其他人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平庸苍白。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这种常识颠倒过来:50年代的重要书籍都是由非纽约知识分子写的。C.怀特·米尔斯、简·雅格布斯或雷恰尔·卡森写的书所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书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得到了名人的关注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运气:他们住在纽约,出版业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此外,他们不懈地监督自己,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神话)打下了基础。对那些用在Z的晚会上,作家X对编辑Y说了些什么的报道或传闻来充塞文化史的人来说,纽约这个地方便是一个主矿脉。而有关诺曼·O·布朗或肯尼斯·伯克的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圈子和流言蜚语。

文化上的关注和内在的美德很少符合,但是,即使在有关弗洛伊德研究这一难得的领域里,纽约知识分子也落后于非纽约知识分子一筹;比如,关于弗洛伊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诺曼·O·布朗的写作属于大致同一时期。在认真的思想研究上,布朗的《生与死》在美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是无与伦比的;相比而言,特里林的有关弗洛依德的写作就显得马虎而平常。

然而,特里林写了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又写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散文;而且,作为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还写一些回忆录。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了,里面充满了他的妻子黛安娜·特里林的回忆。关于特里林的一些书已经问世,更多的不久就会出来。另一方面,布朗从不属于纽约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生与死》被欣赏,事实上也被重视,但是,很少有人去写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对于美国的文化史来说,他几乎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他的贡献甚微,而是因为他对纽约圈子没有影响。

当然,要说出纽约知识分子复杂圈子的特点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盲目地崇拜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睿智是不可取的。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冷静评价与贝尔的判断正好相反:当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是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能言善辩的、有敏锐观察力的,但是,他们的让人信服的论著却是凤毛麟角。贝尔把这个问题完全搞错了:恰恰是因为过去的移民经历和脆弱的境况,纽约知识分子才专门研究自我;他们的作品是一些精神分析、个人散文、回忆录和给编辑的信件。在文体和主题上,他们的著述通常是高度主观的。当然,这并不是失败。强烈的个人的声音穿透了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比如卡津的著作——显然也包括他的自传。

即使是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富有哲思的人,也没能创造出使人叹服的纯理论的作品。如果说特里林是纽约知识分子中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能真正思考的英语教授,他的写作……影响了思想运动”。那么锡德尼·胡克就是他们的哲学家。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献给了胡克:“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锡德尼·胡克……一代宗师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也把胡克看作他们那个群体的“宗师”。其他人也表示赞同,诸如德怀特·麦克唐纳、威廉·菲利普斯、威廉·巴雷特、奈森·格莱泽,甚至豪和卡津,他们都称赞胡克是那个群体富有哲思的天才。麦克唐纳宣称,“锡德尼·胡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多产的作家,因为他在理论上的敏锐及充满活力,胡克似乎配得上给予他的所有嘉奖。

胡克的早期作品证明这些赞扬是有道理的。对于被教条和褊狭弄得单调乏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他的《走向理解卡尔·马克思》(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带来的是创新、恢弘和欧洲思想。这些书力求给马克思主义以约翰·杜威式的转向,它们恰当地被称为有关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最佳”的美国著作。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胡克后来的著作缺乏这些早期著述的力量和冲击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他写一些有思想的、富有哲理的著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陷入了一条哲学老路,无止境地重新改造同样的观点。当然,要对一个以其二十多本书为荣的个人的所有作品作一番简要概括,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然而,数量要比内容更吓人。胡克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他已经在各式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论文和演讲组成了这些著作,像《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学术自由和学术无政府主义》(1970),《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1975),《哲学与公共政策》(1980),《马克思主义与超越》(1983)。有一些书,像《探寻存在》(1961),或《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1974),书名就暗含着内在始终如一的哲学探索,这些书里充满了演讲、论坛专稿和杂志上的片断。例如,《探寻存在》就是典型一例,它包含两篇演讲,几篇选自《纪念文集》和哲学杂志上的论文,两篇选自投给《评论》文章,五篇是投给《党派评论》的论文,还有一些交流的信件。

收集一些演讲和散文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些书重复同样的观点和论点,没有认真推敲一种哲学命题。它们确实是在重复:读胡克1985年的著作就如同读他1975年、1965年、1955年、1945年乃至于1935年的著作。胡克没有一部著作的结尾不是重申,共产主义与其支持者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即使那些似乎远离他日常关注的著作,例如,《哲学与公共政策》和《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也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他的论文(比如《法律和无政府主义》,《言论自由受限制吗?》)。他的《教育和权力的训诫》(1974),一部经典的胡克论文的八宝箱,包括一篇30年代中期的论文,就是献给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是在深受政治暴君、胆小怕事的行政官员、同事、学生乌合之众控制,在国内外为了学术事业和学术自由深受其苦却不声张的人。”在他最近的著作中,胡克仍然从1937年的一家美国共产主义报纸中寻章摘句,证明共产主义的教授“违背了学术自由准则和诚实准则”。

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胡克首先是一个政论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写几乎没人问津的书;他是一个对哲学几乎毫无贡献的哲学家。有关他的完整的传记表明他热衷于给编辑写信,听他们的答辩,并给予答复;他们的主题通常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某人对它的误解。即使胡克《纪念文集》的编辑,对他大力赞扬的同时还称他为“实用智慧”大师,意思是说他几乎没有写什么哲学著作。

问题不是论文的形式,形式本身不可能阻止哲学的产生,而是胡克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微乎甚微。不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的文章,胡克的文章缺乏优美文风。它们似乎是一些急就章,出自一个愤怒的作家,而且当把它们集结起来时,也没什么改进。《教育和权力的训诫》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头的:“今天,直率地对美国教育发表见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公众受到一种以教育‘改革’、‘革新’及‘自由’为名的欺骗。”第二章是这样开头的,“有关教育的哲理已经说了大量的废话。”与其说胡克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演说家。

胡克最近在思考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复兴时,他自己的著作却没有被引用。他抱怨道,“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著述的范围很广,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新“词典”里压根儿没被提及。原因可能是几十年来胡克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学问毫无贡献。很久以前,他就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了。胡克是一个散文家、政论家、爱讲轶事的人。他专门研究政治文化观念,但是,由于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杜威式的解释,他没有写出一本有独创性及条理清晰的哲学著作。

假如胡克被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忽视,那么“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也起到了作用:左派对于这类哲学家绝无好感,因为他夜以继日地确立种种根据,以便把颠覆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从大学驱逐出去。胡克的著作毫不留情地提出警告:左派分子、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还有他所说的“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者”都危及到自由。尽管他的盲视恰恰就是他贬低左派的问题,但他在面对其他威胁时显得反应较为愚钝。

一次大战前,胡克仅有一次提出了纳粹反犹太人的问题,这使他在反共方面赢得了喝彩。“让我们记住,”他于1938年写道,“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在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布罗姆评论道,“他(胡克)是如此地固执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至于他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讨论纳粹反犹太人问题”。

直到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论争才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启示。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教师,包括向政府对德雷福斯的迫害提出异议的左拉,都变成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德雷福斯人士来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和持有异议的群体。正如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所写道的,

在我看来,这位小说家[左拉]对军事审判的干涉是鲁莽的,恰如一个警长干涉造句或诗律的问题一样……至于这个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请愿,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纵使他们是贵族,这件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的怪事之一。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

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

一些老问题似乎不那么迫切了,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答案或结论性的看法,而是由各种事件来加以解答。就有关郊区的争论而言,与其说解决了“进步”问题,不如说忽略了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悄悄溜走了,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一个不再延伸到现在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或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事实上,评论家和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构成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新阶级”组成了“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尔却不同意这个观点;新阶级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遭受挫折的阶级”。《华尔街杂志》的一个编辑发现——或是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由商业帝国创建的许多巨大财富现在都已经被知识分子占有了,而且,正被用来……攻击商业并提升这个新阶级”。

对丹尼尔·贝尔来说,“新阶级”是一个“搞不清的”范畴。实际上,他主张根据知识分子通常依附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进行分类,他列举了五种社会机构:商业、政府、大学、医学和军事机构。贝尔列举的这五种机构表明距离已经拉开。阶级和机构这样的社会学术语代替了对怀有一个好奇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这类说法。

今天的知识分子带着履历表和名片旅行,他们靠社会机构的支持而生存。在大学教师中,常见的首要或次要问题不是“谁?”而是“在哪里?”,意思是问某人加人了哪个机构;它把人们区分开来。1964年,路易斯.科塞尔把埃德蒙·威尔逊称为来自“被遗忘了一半的历史”的“纪念碑”。20年以后,历史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说得尖锐些,在20世纪50年代,不属于任何社会机构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引发了一场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的前途。阶级代替了知识分子,这隐含了某种变化。

“新阶级”,这个事实或术语的新颖还不是一个问题。当牛顿·阿尔文把一种新的学者类型定为管理专家时,他提到了詹姆斯·伯恩海姆的《管理的革命》(1914)。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社会,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伯恩海姆这个前托派人物,借用了老托派就谁统治苏维埃国家的争论中的说法,亦即是新资本家还是新官僚统治苏维埃?不过,这个术语早已有之,它被用于政治论争中至少有一个世纪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古问题;因为如果很多知识分子从左派转向右派,他们也保留或修改了他们的旧词汇。主要由保守派编写的文集《新阶级?》就是献给马克斯.诺麦(1881—1973)的,他在一战以前与波兰革命家简·麦克耶斯基(1866—1926)合作拟订了几次革命方案。麦克耶斯基有力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一系列著作中,诺麦也如法炮制。他把麦克耶斯基的观点呈献于美国文化。正如诺麦的著作充分表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无论词汇还是概念都算不得新东西。今天,这些边缘的关注——诺麦的写作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向中心移动,而有关独立知识分子的论争却悄然隐退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几乎到处都已经开始了对教授形象的重新设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小说中,教授都是游荡于社会中的无害的环境不适者;他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1957)中的普宁教授,完全忘了周五演讲的路;或是玛丽·麦卡锡的《学术丛林》中的马里海教授,他的车——“车顶漏了;前窗的玻璃没有了;雨刮器断了”——体现了他的生活。

也许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也已稀少得不能再少了,以至于不再被写进小说,甚至不再被取笑了。当代小说需要有点时代味儿的素材。把教授写成一个头脑不够用的书呆子,将会使这部小说被贬斥为过时之作;确切地说,现在的教授充满古怪的情欲或专业抱负。在唐·狄里罗《白色噪音》中,默里为了得到一些忠告,拜访了他的同事杰克。默里对他大加称赞并表示了自己的敬佩。杰克开创了希特勒研究,这在学界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个人都敬重他、服从他甚至奉承他;他被邀请出席无数次会议。“围绕这个人物[希特勒],你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无数分支的宏大的结构……我叹服于你的努力。这是大师的、锐利的、了不起的创新。这是我想用猫王(普莱斯利)作研究的东西。”

近期学界讽刺小说的一个批评家对这种境况作了如下总结:

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

1965年,哈罗德·罗森伯格回顾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讨论。罗森伯格(1906—1978)受过律师培训,在他成为《纽约人》的艺术批评家以前,他已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涯,既是诗人又是政府和广告公司的顾问。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他反映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的论文《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重新考察了一些著述,包括霍夫斯塔特的《反智主义》和科塞尔的《观念的人》。罗森伯格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着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罗森伯格相信知识分子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罗森伯格在他的文章结尾提到科塞尔参与编辑的杂志《异议》,最近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生运动。报道把伯克利称为“校园知识分子、唯美主义者和政客们的熔炉”;它描述了在校园餐厅和在电信大街上咖啡屋里的人群:“这里……学生的比例大得惊人,他们都是校园里思想上最严肃、道德上最警觉的学生。”对罗森伯格来说,寓意是很清楚的:“关于20年代‘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就此为止。””’对罗森伯格和许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来说,60年代的种种辩驳已使所有对妥协的或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怀疑都结束了。然而,当灰尘——泥土、岩石,还有卵石——都已经平息堆积后,这种怀疑又死灰复燃。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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