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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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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15年。
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在1912—1913年间发表的一些论文。全书分为两编:史学理论、史学史。前一编是全书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后一编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历史学发展状况。该书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对20世纪西方史学有着重大影响。 [1] 
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史学理论”,第二编“史学史”。该书根据作者的精神哲学体系来说明历史,认为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分为美、真、益、善四个部分。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历史与哲学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提出思想产生历史,思想活动就是历史。认为精神的方式有差别也有统一,它们的具体活动即发展与历史。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研究历史问题都是由现时现刻的兴趣所决定。而且对该历史问题的解释是从现时现刻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如果没有现时的兴趣使人们想到某一历史事件,则这个事件不会引起人们的思考,这个事件也不会在人们的思想中复苏。 [2] 
克罗齐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精神哲学”。1902—1909年间,他完成了《精神哲学》的前三卷:第一卷《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第二卷《作为纯概念科学的逻辑学》,第三卷《实践哲学——经济学与伦理学》。他在这三卷书中系统阐述了“精神哲学”体系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精神具有两种形式,即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的精神又分为直觉的和逻辑的两种形式,实践的精神也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两种形式。这就是克罗齐所谓的“精神四度” (或四阶段、四范畴)。在他看来,“精神四度”不是对立的统一,而是差异的统一。它们彼此联系,依次演进,循环往复,构成封闭的系统、即惟一的实在。
在确立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之后,克罗齐于1915年出版了《精神哲学》的第四卷,即《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明确说明自己这一理论体系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理解历史。
克罗齐写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他从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出发,决心粉碎“实证主义的坚冰”,批判“历史是科学”的观点。他的批判锋芒不但针对着兰克学派那样的客观主义和貌似科学的实证主义史学观,也针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 [4] 
作者认为“当代”是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非“当代”或“过去史”则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是已成的历史。时代总是在前进,历史的出现都是跟随着某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所谓的“过去史”,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而也为历史重新做出了定义,即:历史学家对某一段历史感兴趣时,历史才成为历史,历史的形成需要凭据的存在。
在确定了真历史的内涵之后,克罗齐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他认为“历史”是与生活相关的,是需要凭据的,而“编年史”只是历史材料的记录,这两者的差别主要是由记录者不同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并且克罗齐对传统认为先有“编年史”,后有“历史”的顺序提出质疑。他认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把一切历史看作是精神的产物,认为历史的产生需要内在动力(即精神),若无精神存在,历史就是编年史。
另外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普通史,即发生过的全部历史的图景是不存在的,历史不可能被全部还原和记录,但不能因为没有普遍史就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类所记录、研究、理解和可以利用的历史,历史发生的那些客观事件,作为人类无法把握的事物,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否定普遍史不等于否定历史中的普遍的东西,“历史”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他举例说:“当我们谈到政治史的时候,我们不会仅仅谈希腊或罗马的政治史,而是各种国家的政治史都会涉及。而文化、文明、进步、自由或其他仟何类似的词,就是一种普遍。”从而他得出:普遍史就是历史和哲学的统一。
最后,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抛弃历史哲学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它们“扼杀思想所想的活生生的事实……把它的抽象因素分开”。这种做法对记忆和实用是有价值的,但这抽象分析作用的价值不应当夸大。真正的“历史”中,“被历史地思考着的事实在其本身以外无原因,亦无目的,原因与目的仅存在其本身中,是和它的真正性质及质的实情是一致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断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原因和超验目的,而只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认识不断获得了增长”。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曾经发挥着一种乌托邦的积极作用,并促使着人们思考,但是作为一种用超验的方式看待历史的“历史哲学”却已经解体。 [5] 
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来说,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弄清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变化的学术渊源必须了解该书中提出的史学观点。关于这部书的学术内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它虽然在史学认识论上确实阐述了某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把近代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观发展到了极端,成为倡导唯心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史学观的一面旗帜。
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认识的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以及现实生活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从而揭穿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标榜的客观主义的虚假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克罗齐对“普遍史”和“决定论”的种种抨击中,对客观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可知性的断然否定中,显然包含着对唯物史观的直接否定。他荒谬地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史中的预见”与“基督教普遍史中的启示和预言”等等混为一谈而加以抨击,充分表明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显然是《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中引起特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原著初版系用德文撰写,1915年出版。1919年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文版译成英译本。 [6]  中译本由傅任敢翻译,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贝奈戴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1910年起为参议员。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1944年出任不管大臣。长期担任意大利杂志《批评》主编。著述甚多,主要有《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美学新论》、《意大利史,1871—1915》、《十九世纪欧洲史》等,是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始终以唯心主义历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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